主持人：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的话：作为宏大叙事，现代性可谓无所不包。举凡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均可收入其内加以辨析审视。作为小叙事，审美现代性则专指与现代艺术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编排在这里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以现代性的大叙事为背景，又把焦点集中于审美现代性的小叙事，分别讨论三个有趣的问题。《合理化与审美“救赎”》以现代性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为题，围绕着他著名的“合理化”命题展开，着重分析了在现代合理化进程中审美所承担的独特功能，进而深入剖析了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政治意义，以及作为审美现代性表征的艺术自主性的复杂意义。《先锋派的两个现代面相》以20世纪独特的先锋派艺术为研究对象，作者集中笔力分析了先锋派的商品和技术这个层面，透过先锋派理论的解析，揭示了先锋派在现代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面相，由此揭橥了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艺术体制与纯美学的去魅》一文，通过对艺术这一现代体制的考察，质疑了纯美学关于艺术自主性的论断，从而强调现代艺术乃是受制于象征价值和文化资本体制运作的根本特征。这三篇文章理论角度不同，各自结论也不尽相同，它们构成了一个对话语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审美现代性问题。 一、合理化与现代性的困境 合理化作为韦伯全部社会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是理解韦伯社会学主题的一个中心概念。正如德朗蒂所概括的那样：在韦伯的社会学里，至关重要的概念即合理化的观念。现代性带来的正是合理化过程在宗教、经济、法律和科层制等领域中逐步展开的进程（注：德朗蒂：《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见布莱恩·特纳编，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对于韦伯而言，首先是由宗教改革开始走向世俗化的宗教伦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成为现代性进程的关节点。在他看来，开始于16世纪初的欧洲宗教改革，倡导的是一种对于世俗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为此，一方面宗教伦理借助一种合理化的手段对世俗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自律要求，力图以此强化对世俗的掌控；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世俗的成功，这种合理化的手段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决定性的发展。最初逃避尘世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由此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对于宗教而言却是灾难性的。因为一方面，宗教伦理越是具有影响力，也就越是因为自身的出世本质，与世俗的要求处在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之中；另一方面，宗教伦理通过其合理化进程而获得巨大的世俗约束力的同时，也促使经济、政治，直至审美与性爱等领域在合理化之路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存在合理性，并开始对宗教所提供的各种所谓理性规范提出了质疑。 这种质疑首先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域的价值分化之中。这种分化不仅是宗教与世俗的一系列张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更是西方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领域一方面摆脱宗教的束缚，获得了世俗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在这一过程中各自获得了区别于其他领域的自主性。这意味着原本在那个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中统摄一切的文化力量，如今已经分崩离析。而代表着这种文化力量的宗教伦理所提供的文化价值，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了。 与此同时，文化的合理化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分化还只是合理化进程中表现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表现在具体的世俗社会生活之中的合理化现象。韦伯所理解的排斥宗教的颠覆性力量也同样来自于此。正如哈贝马斯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合理化形式。韦伯一方面关注的是世界观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关注的则是沿着宗教合理化的道路逐渐形成的现代意识结构在制度上的体现，也就是关注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的转换（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借助宗教伦理的力量获得最初的发展权之后，也在社会合理化进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直接推动力。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化世界必然来临的事实，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们可以欢呼雀跃地跨越传统，走向现代。韦伯通过其敏锐的观察，为我们揭示出了这一事实背后所暗含的激烈冲突。在他看来，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伴随着文化合理化而来的价值领域的不断分化，传统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失去了整合一切的神圣性。它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意义从此在价值领域的四分五裂中遭到了支解。价值分化因此不仅造成了宗教的衰落，还将现代社会带入到一个“诸神纷争”的意义混乱的时代之中。这正是个体必须面对的现代性的基本困境之一。 另一方面，在各种理性秩序之间还存在着第二种冲突，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61页。） 之间的冲突。韦伯最终对现代社会进程所作的基本诊断，是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目的理性对现代生活的全面征服。 在齐美尔看来，目的为手段所遮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类的愿望越来越容易陷身于手段的迷宫，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的目标最终沉入地平线下（注：齐美尔著，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当韦伯指出“行为越是严格地让目的合乎理性，就越是对既定的情况作出相似的反应，因而就产生行为和态度的相同性、规律性和持续性”（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61页。） 时，他其实也就意识到了这种所谓目的合乎理性行为的工具性本质，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已经通过一种世俗生活的社会合理化，将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然而就是这种工具理性，却在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成为现代性的基本推动力，成为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理性原则。社会合理化所造成的社会组织的“科层化”因为一种非人格化和专业化精神而成为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在这种体制中，个体寻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也用不着寻找自己的未来。这意味着，对个体而言自由在这个世界中也成为多余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