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哲学家，福科的挚友和思想同道。 其哲学生涯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选取一些他认为个性鲜明的哲学家，对他们进行研究和评论，他最关注的是这些哲学家如何赋予思想以更多的力量。在这方面他写有关于休谟的《经验论和主观性》（巴黎大学出版社1953）、《尼采和哲学》（巴黎大学出版社1962）、《柏格森主义》（巴黎大学出版社1966）、《斯宾诺莎和表达问题》（子夜出版社1968）等。在后来的《对话》一书中，他说：“所有这些哲学家，体质虚弱但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只通过积极的和肯定的力量行事。他们有一种对生命的崇拜。”（注：Gilles Deleuze & Claire Parnet,Dialogues,Paris:Flammarion 1996,p.22.（吉尔·德勒兹、克莱尔·帕尔内：《对话》，第22页）） 在《差异和重复》（巴黎大学出版社1968）和《意义的逻辑》（子夜出版社1969）这两部名著中，他把差异概念阐说为哲学的真正起点，并由此开始他自己的思想之旅。与精神分析师费利克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 ）的相遇产生了一种被称为“两人间的写作”（注：Ibid.,p.24.）的作品，首先，为欲望恢复名誉，即揭示其反抗精神分析体制的革命的维度，如在《反俄狄浦斯》（子夜出版社1972）和《根茎》（子夜出版社1976）中所做的那样；然后，在《千座高原》（子夜出版社1980）一书中，把观念的力量在知识与实践的不同领域结合起来；最后，在《哲学是什么》（子夜出版社1991）里，发展出概念即为创造的思想。 德勒兹对绘画、文学、电影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把艺术实践作为生命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写了《普鲁斯特与符号》（子夜出版社1964）、《卡夫卡，为了少数人的文学》（加塔里合著，子夜出版社1975）、《弗朗西斯·培根》、《意义的逻辑》（差异出版社，1981）、《电影：卷1，影像—运动》（子夜出版社1983）、《电影：卷2，影像—时间》（子夜出版社1985）、 《批评和诊所》（子夜出版社1983）、《褶子》、《莱布尼兹和巴洛克》（子夜出版社1988）。 德勒兹观念新异、行文诡谲，而且他刻意于如此操作，这就使得他对当代哲学的反思格外引人注目：非概念性差异，单个性（singularité）的高强度变化，只通过强度区域而被界定的无组织躯体（corps sansorganes）， 还有在生命的所有领域所进行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ation）和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sation），等等。 1969年，老友福科曾经为他预言：“有一天或许就是德勒兹的世纪。” 德勒兹的哲学同紧密联系于表象哲学的那种定居一地的布局相决裂，而代之以新的表现方式，使哲学和艺术形成一种游牧的布局，其中产生分散，使感性和生成摆脱了那种以黑格尔为其典型的抽象而封闭的哲学体系的桎梏而重获自由。 德勒兹以差异就是哲学的自身运动这种思想在纯接受维度的间隔中构想美学。他主张，美学必须关涉他者，在对日常生活的艺术插入中抽出其最小的差异（注：Gilles Deleuze,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UF 1968,p.374.（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374页））。德勒兹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其主要目标是贯穿于对不同艺术的研究的一个庞大的计划，这就是，将艺术作品从一切从属关系中解脱出来。他所讨论的是一种作为绘画、电影或小说的艺术之在场的美学。 对于德勒兹而言，艺术问题总是存在于哲学理论之中，没有在其自身的道路上被评价，也没有在其创造性上把审美经验从话语的霸权中解放出来。语言的霸权表现为一切人类经验的、而且主要是审美经验的惟一合法化的道路。它不仅表现为艺术自身可能性的条件，而且尤其表现为审美价值的条件。这正是柏拉图的美的理念的情况。这就是被作者贴上标签的学院派所完成的关于完整作品的理念。 一、符号的体系 德勒兹不把主体理解为自主决定或思想的根源，而是理解为一种繁多的统一性。其统一性即是一种在活动中得以实现的主体生成。作为尼采主义者，他发展出一种创造的美学，这同时也是一种生成的伦理学，在其中欲望被构想为馈赠的力量而不是匮乏的结果。欲望是生产者，它在无组织躯体中获得意义，这种无组织躯体是被线条、轴线、布置、流动的变位规定的，而不是被机体器官的功能规定的。欲望涉及情感和在情感力量等级下的强度。艺术创造也同样是欲望的形式，这种欲望每次都生产出不同于能指符号的新的符号体系，因为符号总是要不断地返回到另一个符号。 （一）文学 文学创造在德勒兹看来是用一种语言生产多种语言的事情，这被他叫做在自身语言中的口吃。它是一种能指体系的去领土化的形式，使作者对自己的语言感到陌生，使作者置身于句法和词汇的生成—他者之中。写作就是在另一种句法之中、在一种语言的应用中掺杂另一套等级制度，在逃避的路线上把写作带到更远处。在文学中，贯穿着符号体系的布置，在外在于和内在于作品的内容的流溢中存在着欲望的布置，使作品具有个性的是构成一切符号体系的线条轮廓的内在组织，例如普鲁斯特的蜘蛛网、卡夫卡的K的作用、维吉尼亚·吴尔夫的海浪等。 在布置多重符号体系如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的同时，卡夫卡在逃避的线路上安置了一个非主观的欲望的内在领域。实际上，文学创造在一个使生成不断地再领土化的写作中发生作用，并使生成置于固定的制度化的表现之外。德勒兹认为一部小说的完成不在于塑造了一个人物，而是一种像贝克特的人物那样的游荡的反英雄形象。写作，是一种成为不易察觉的隐蔽的一种方式，摆脱占统治地位的意义和认识的绘图法，就像描画绘画和音乐的线条一样，在勾勒出德勒兹叫做写作的抽象线条的同时，它每次都解救出无穷的事件和不限定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