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光潜先生开创了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是《西方美学史》这本书启蒙并滋养着一代代的美学工作者，无论如何强调这部著作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基作用都不为过。但基石不是界石，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地发展下去，为此，我们必须反思，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在滋养了我们的同时，是不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包袱？ 这就关系到对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评价问题；评价意味着，一方面，正确地、积极地接受朱光潜先生的遗产，另一方面，要反思和判断朱光潜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包袱。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懂得吸收，就没有发展，同样，不能够放弃，也不能够发展。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崇敬”的心情对朱光潜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进行清理，不是为了否定什么，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发展。 朱光潜先生对于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贡献 之所以说以“崇敬”的心情对朱先生的遗产进行清理，不是说我们作为后学在面对前辈时由于诸种关系与顾忌而不敢有所指摘，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开拓者的艰辛，而且，作为中国的西方美学思想研究者，难道有谁没有从朱光潜先生那里得到过什么吗？朱先生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与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些贡献也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与梳理。自1999年以来，以朱先生的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不少于四部，有的甚至是国家社科项目。在此我们只就《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谈一些关于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这部著作1963年首次刊印后，马上就被学界引为经典，一方面因为它是国人对西方美学进行“史”的研究的发韧之作，得风气之先；更主要的一面是，这部著作体大虑周，线索井然，而且深入浅出，是学习西方美学的入门佳作。因此，近40年来，这部著作一方面是教材，另一方面又是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材”，可以说，绝大多数在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人，都是以朱光潜先生的这部著作为起点的，此书可谓衣被学人，非一代也。那么就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朱先生给我们开了个什么样的头呢？笔者以为，朱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学史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奠定与应用。朱先生认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线索来进行美学史的研究，这是时代的要求，但究竟怎么样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西方美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这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既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在美学史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之间找到现实的联系。在中国，朱先生首先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且不论是否成功，至少开出了一条道路，朱先生之后中国的美学界所进行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 第二，努力找出一条属于美学思想自身发展的线索，去追求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不单单把美学的历史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史，更是把它理解为问题史。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中所找到的历史线索是美学问题的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正如朱先生所说：“每个时代都按当时的特殊需要去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有用的部分，把没有用处的部分扬弃掉，因此所吸收的部分往往就不是原来的真正的面貌，但也并不是和原来的真正面貌毫无联系。”[1] 这就初步形成了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了“史”的力量。比如朱先生在讨论柏拉图的灵感说时，一下子就牵出了普洛丁、康德、尼采、柏格森、克罗齐、萨特这样一条线。可以说全书就是由许多条这样的“起源与历史流变”之线索构成的。 第三，美学思想史与美学问题史之间的统一，力求把美学史的发展落实到关键问题与重要范畴的发展演变上去，抓住具有现实意义与普遍意义的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的选择朱先生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他所选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唯物反映论的角度展开的，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感性与理性，形象思维，内容与形式，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等等，但要对如此庞芜的西方美学思想进行历史梳理并且要作到简明，就必须以几个确定的问题为核心，看看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从而显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性与它的时代性之间的统一。 第四，比较的方法在美学史研究中的应用。对同一时期的思想者作比较，或对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作比较，从中找出共同点，再看到差异。这种比较有时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的，如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之社会功用问题上的比较，对浮龙·李与谷鲁斯在移情问题上的比较；有时则是在较宏观的层面上展开，如对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主义间的比较。 第五，“史”与“论”的结合。朱先生在对每一个重要时代或者重要人物介绍完之后，都会有一个结束语，有如“太史公曰”一般，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对所介绍对象的影响、意义、性质作一个评价。这种评价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某种思想或者思想家的总体性看法，而且历史应当是有结论的，提出一个结论来，这体现着一个史论家的理论勇气与理论功力，也是一部“史”的灵魂所在。 以上5点我们可以看作是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局限 这里所说的“局限”，一方面指《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本身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指朱先生的研究方法与体式对后来的美学史研究所带来的藩篱与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