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是受生态哲学生命观的启示，在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生态美学不是生态学和美学的简单的机械结合，但正是当代的生态化趋势与人类对于美的热切追求，促使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催生了生态美学。生命融合性与生命对等性是生态学和美学走向联姻的契机，也正是生态美学的基本要义所在。但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作为一个特定的、有具体内涵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本身的若干问题却还值得追问。 一、对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追问 任何学科，只要称得上是学科，都会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甚至为之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生态美学是受生态哲学生命观的启示，在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我们知道，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当，人类就会拥有一种良好的生存境遇，否则就必然会陷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从生态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根本上源于人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的主宰式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一种主客二分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之上，将自然当作一个在我们人类生命主体之外可供我们任意征服和索取的对象来对待。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两分的甚至是对立的掠夺式关系。人居于整个宇宙生命体的中心地位，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生命体只是一种附属甚至非生命的仅供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和手段。显然，这是一种对待大自然的非生态的态度，也正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生态困境的思想根源所在。 生态哲学与之相对，主张从宏观总体平衡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己的关系，在生命观上讲求的是一种生命的融合性和生命的对等性，前者实现了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后者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生态哲学对生命融合性的倡导集中表现在它所独具的那种超越人与自然主客两分，人与自然区别对待，而要求返回到原始性的天人源本合一，万物源本一体的大道浑然一如的整体性存在上。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并非是一个与自然界判然两分、主客对立的世界，而是一个人与自然理应和合与共，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运、不分彼此地保持着一体化亲密关系的生态世界。生态哲学的这种浑然一如的整体生命观明显有别于以往认识论哲学所持的二元对立的生命观。生态哲学认为，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种主体性哲学，并不是一种具有本源性的哲学，它所肯定和高扬的只是一种片面的生命主体。因为它主张的人的主体性是以主客体对立二分为前提的。生态哲学不主张人只是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的观点。在生态系统中，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当我们凝视一个生命体时，它也在以同样关注的神情回视着我们。由此，人在生态系统中只是作为一个环节，而不可一味地作为绝对主体看待。 “人类中心主义”源于主客二分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是人的主体性恶性膨胀的结果。因为它将自然看作只是作为支配、役使、宰制、索取的对象。人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使自然仅仅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原材料而存在着。这种观点在实践哲学中的表现也很明显，尤其是在其“人化自然”的理论论述中突出体现出来，自然纯粹成为人的实践劳动改造、征服的对象，成为最终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这种哲学观是根本无视自然自身的生命意义，无视生态世界的本源性存在的。人类的这种傲慢与无度，也正造成人类自身生存的当前困境。虽然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发出了警告：“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 但人类仍旧忽视了自然生命的自由，仅仅关注着自身的主体性自由，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由的被剥夺，“剥夺者最终被剥夺”。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类的健康和生命都遭受着严重威胁。由此，生态哲学生命观要求我们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和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同样置于一个平等共生的生命大系统之中。不单只讲自然人化，在讲自然人化的同时，也要强调人的自然化，将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融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人化固然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但人的感觉也必须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2] 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自身生命内在文明性与自然性、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进而实现人与自然整个生命大系统的和谐统一。无疑，这种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有着宏观理解与深刻把握的生态哲学生命观，已经超越了以往认识论哲学对生命理解的局限。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美学，也有可能实现对以往美学形态的综合与超越，从而更好地引导人类走出困境。问题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不断从事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这就使实践具有了无限发展的特质。与此相应，作为能动反映客观实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论哲学是否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当下问题，以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类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本身都是很有争议的，而人们对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生态美学提出种种质疑，也是十分正常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 同时理论本身又具有独特的自主性，它不能成为技术的奴婢。这就需要理论向较高的境界——哲学境界的提升。生态美学如果要成为哲学学科的分支——美学的一个子分支，同样需要哲学境界的提升。正如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提出：“目前，生态美学能否成立的核心问题是其最重要的哲学——美学原则‘生态中心’原则能否成立。无疑，这一原则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原则的突破。但分歧很大，争论颇多。”[4] 生态美学所建立的哲学基础是否牢靠？它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什么？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之上的生态美学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满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即这一理论的“有用性”，确实是这一新兴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