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一个民族化或中国化的过程。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被李大钊民粹主义化了，毛泽东深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偏离正确轨道，走上民粹主义歧途。国内一些学者也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民粹主义思想与俄国19世纪民粹主义思潮，是近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发生的两个源头；而“路径依赖”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难以摆脱农业社会主义的困境，民粹主义成为抵制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谈到民粹主义，人们首先会关注俄国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沦为无产者的农民遭受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一批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主义、民粹派由此得名。列宁在为民粹主义下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民粹主义在以下三个世界观特点上的一致性：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有特殊性，农民村社制度被看作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① 所以，民粹主义的实质是站在农民小生产者的立场反抗俄国资本主义，幻想从农民村社直接步入社会主义，“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②。 民粹主义影响深远，列宁指出：“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③“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并深入研究民粹派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系。④ 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从日本传入中国。1903年，梁启超写了《论俄罗斯虚无党》（虚无党在这里并不是专指无政府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民粹派），对俄国民粹派作了简要介绍。1903年前后，进步报刊纷纷介绍和宣传俄国虚无党，短期内形成了一股虚无党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效法民粹派的个人暗杀手段来推进革命运动。早期同盟会人士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宣传，使其在中国产生了影响。⑤ 但严格地说，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后，并未形成独立的派别或思潮，人们并未把它与无政府主义明确区别开来，这也妨碍了对民粹主义思潮在理论层面上的深入研究和传播，即使有人在个别场合、个别文章中有过类似的言行，但并不具有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独立品格。所以，在分析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时，很有必要分辨外来因素的作用和中国自身传统的沿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史文献中“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民”的生存状况及“民力”、“民意”的正负作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人们借鉴历史经验之所在。孔子“爱人”、“重民”的口号；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唐太宗“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尽管民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有本质区别，但它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民”，基础巩固，国家才能安定繁荣的社会政治学说，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尽管不同时代“民”的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民”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性，这就与近代民主主义或多或少有相通之处，并能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础和中国社会革命发生的重要思想渊源。 近代以来，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正是在这样一种传统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争取人民解放和幸福是他们考虑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推动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的“民”是些什么人呢？恰恰是占全国90％以上的农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李大钊坦言：“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钊号召：中国的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⑥。所以，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参与和觉醒，也应该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把农民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表明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关键环节有了明确的把握。可见，李大钊对民粹主义历史作用的正确理解以及对其民主主义合理内核的吸收是以历史价值为基础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毛泽东对农民的关注，政治学的意义更多一些。他强调：“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⑦ 但是，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⑨。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也认为：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农民存在消极、保守的弱点，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主体。但是绝不能忽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得不到农民的“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⑩。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