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几十年来已经深入肌理地汇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身脉，影响着数代人的价值意识、道德取向、思维范型、审美情趣、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因此，“毛泽东现象”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而是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在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之“起点”问题，至今鲜有人问津，因而我们难以觅得“毛泽东现象”自身展开的内在底蕴。有鉴于此，本文欲填补这方面的缺憾。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应当把“起点”看作是文化生命的种子——整体思维的胚胎，其特点是涵括思想展开的诸方面的胚芽。“起点”本身是不完备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赋有引自身向前的冲动”[1] (P535)——力求自身完备的内在动力。真正的起点就是中介点。它是前一个逻辑行程的终点，又是后一个逻辑行程的起点。因而，起点就不能被理解为站在逻辑链条之外的一个初始的“原因”，相反，它是一种向内的进展和深入，它不是产生一系列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而是逐步展示出它的深度和潜藏的真理。我们据此解喻毛泽东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之源，可见其乃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从“西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其顶峰)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中，隐藏着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潜势，当然也含纳毛泽东晚年失误的主观元素。“起点”的思想资料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人类前途之展望——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时期，是传统专制制度及其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全面崩溃，而由辛亥革命创设的“共和”新政体屡遭挫折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受着强烈的疏离感、失败感而陷于迷茫和迫切的寻觅之中。这种如焚炽情和理智追求交织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展开见仁见智的空前探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学说，既来自“先进的”西方，又适应了“五四”爱国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怀疑；而且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意趣，也使得那些对于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启蒙学者倍感亲切。于是，“五四”新青年主体顺理成章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寻求救国新径。毛泽东作为“五四”新青年的一员，是本着根本解决人类问题的抱负去追索“大本大源”——宇宙与人类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中国数十年的近代化历程：“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才而以之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2] (P85)从中可见： 其一，青年毛泽东相信，在整个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本源，它代表着“宇宙之真理”。这个“真理”乃绝对独立并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精神本体，因而它是冥冥中控引宇宙、社会、人生千汇万状的“大本大源”；人间一切事功俗务，成败祸患，强弱美丑皆取决于它。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就是因为未抓住“大本大源”而只在“枝节”上下功夫。对此，国人应该充分警醒，今后要在抓“大本大源”上下功夫。 其二，人类能体悟“大本大源”的质底在于：“大本大源”禀有既超凌于人心而又存具于人心的二重品质，因而它必然通过人类意识来发显。毛泽东说：“发显即本体，本体即是发显，合无量数发显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2] (PP229-230)此处“本体之意识”即指“大本大源”；而“人类之意识”，是指本源的发显，也即其表现形式；而二者接榫，就能“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 其三，人类中之圣人只要感通“大本大源”，就能获得发显普遍真理的心力，据此改造社会则无往而不胜。青年毛泽东认为，圣人乃人中之杰，所以能先于小人领略“大本大源”；而圣人据此发挥心力，就能动天下之心——民心，得民心者自然得天下。这种思想虽在未脱“圣人救小人”的儒家传统，但它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着眼于下层民众，认为唯有动“天下之心”才能动社会，这就承认了(虽然更我从负面)民众之社会变革的主体地位；二是承认民众(小人)心中也具有“宇宙真理”，因而在于小人也具有转为圣人的可能性，只要圣人能够成功教化小人，社会就可泯“圣凡之界”而达“天下皆为圣贤”的圣域。 青年毛泽东沿循这一心路而走向社会主义：他求索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终于在唯物史观中合逻辑地找到了答案；毛泽东欲动“心下之心”，必须设置民众能够接受的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恰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求索“大本大源”以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思趣贯彻始终，只不过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追循历史必然性”成了这种思趣的另一种表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与思维演进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因此，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宇宙运动的“大本大源”；“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化为历史必然性，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展现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贯穿于阶级社会(后四阶段)的发展动力始终是阶级斗争(它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的现实体现)；因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此可见，在毛泽东追求人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大本大源”的理性中，潜藏着一个“心”、“民”、“动”统一的逻辑结构：“心”处激发动员“民”的社会关怀和热情，通过“动”的变革实践而改造中国社会。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路线的基本思想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