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一位造诣深厚的伦理学大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楷模。他深入思考执政道德建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道德建设理论体系。 一、阐明了道德的一般特点和地位 毛泽东曾经指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1] (P84)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服务，随着经济和政治变化而变化，反映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程度。他深刻地揭示了道德产生的社会基础，指明了道德的基本特征，进而说明了道德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第一，道德是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把人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1] (P83)，人的道德自然具有社会性。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2] (P283)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思想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同阶级的实践决定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和道德原则，因而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在他看来，“思想情感”产生于“社会存在”，具有阶级性，所谓“超阶级”道德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道德和阶级的辩证关系。 第二，道德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毛泽东认为：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太深”。但是，道德绝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指出，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他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3] (P708)。“继承”、“尊重”反映出道德的传统性，“创造”、“发展”反映出道德的时代性。一定时代的道德尽管吸收了传统道德合理的内核，但是，更多的是容纳了时代的内容，体现着时代精神，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第三，道德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道德评价中的动机和效果的问题，也是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动机论和效果论两大派。不论哪一派，他们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同时都脱离实践，所以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既反对动机论，也不赞成效果论，而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他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群众的动机和被群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5] (P825)。道德行为的动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的动机。动机不但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而且也受到实践的检验。人的道德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转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所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使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5] (P825) 第四，道德是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毛泽东认为，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五个性即无共性”[2] (P320)。道德与经济、政治分不开，个体道德与整体道德分不开；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是尽管道德发展与政治经济基本一致，方向和步调趋同，但有时也相互错位。毛泽东指出，即在封建社会中，也同样有“民主性精华”。二是尽管个体的道德素质与社会主体的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互相联系，但往往相互矛盾。他多次教导我们，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是参差不齐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3] (P522) 第五，道德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毛泽东对中外历史道德遗产持批判地继承态度。首先，他充分地肯定和总结了劳动人民优秀的道德品质，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3] (P623)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刻苦耐劳、酷爱和平、富于创造精神，敢于革命、勇于反抗侵略、反抗剥削和压迫，追求民族平等、互助团结等优良的道德品质，应该继承和发扬。[3] (P623)还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 (P706)就是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也要给予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剥削阶级刚取得政权后的一段时间，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剥削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阶层、派别和集团。所以对他们的道德问题，不要笼统地全盘否定。 第六，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道德。毛泽东指出，在新社会中，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社会主义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 (P1516)。总体上，相对剥削阶级社会而言，社会主义道德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尚的道德。 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应当而且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和宗旨，唯此才能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党执政的“合法性”亦即党执政的法理基础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的一个前提性命题。它所回答的是党执政的根据以及党同人民的关系问题。党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执政？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包括现时代的选择)，一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必然选择。而后者则是决定执政党地位的更带根本性的法理根据。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意愿、有能力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为绝大多数老百姓谋幸福。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党唯一的目的，而党的存在和发展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伸手向人民索取特权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质就是代表、维护和发展中国最广人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作为执政党执政的最深刻的法理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观相对立，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一种全新的回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5] (P809)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说中，他概括了党的宗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5] (P1004)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 (P1094-1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