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推行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有关发展科学事业的活动有许多特点，但总体来说，根据旧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普遍落后的实际情况，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持久的科学普及运动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活动的“民众性”构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科技活动的主要特色，它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展科学事业思想中民众观的主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科技活动充满了民众广泛参与的特征，这种鲜明的人民科学特点是毛泽东极力倡导的，也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科技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他在解释“大众的”的含义时明确提出科学和文化事业“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1] 这就为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了总的指导方针，奠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人民性”历史特点的基础。 1940年2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通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科学大众化的任务，宣言要求：“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2] 毛泽东就此专门指出：“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3] 毛泽东特别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还亲自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演讲，带头宣传和普及自然科学知识。针对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水平低的现实，毛泽东认为：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造成了广大民众不识字、无文化的状况，这就“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以此“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4] (P.862)因此，毛泽东大力提倡在边区群众中推行大规模的识字运动，以此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之成为抵制封建迷信的基本手段。毛泽东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并抓住各种机会推动边区科学文化事业的普及和发展。1936年10月，针对陕北自然科学方面书籍短缺的问题，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在外的叶剑英，嘱咐他要买一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作为学校和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5]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投入到“提倡科学，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热潮中。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有关决定，如：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解放日报》为了大力推进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先后多次发表社论，如《奖励自然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倡自然科学》、《学与用的统一》等等。提出“先进的科学更是直接为革命为民众服务”[6] 并提出为了普及民众的科学知识，“应该多组织一些通俗的科学演讲、编写一些初级的中级的自然科学读物。”[7] 在党中央和政府的组织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班、读书班。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二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在《解放日报》上开辟《科学园地》、《卫生》等副刊，以及《自然界》、《农业知识》等专栏。中宣部、中央文委、通俗读物出版社及时出版发行了大量科普读物，据统计，仅1942——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等科普读物和宣传材料就达78，200册。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奇和董纯才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投奔延安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普及的事业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民科学战略的实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边区政府还先后举办工业、农业、自然科学等展览会，以此向边区人民宣传科学知识。仅1944年举办的延安卫生展览会就吸引一万多群众参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党的科技政策的指引下，经过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延安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延安时期结束的前夕，“过去在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现在已经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八十余个大小公营工厂。”[8] 更重要的是，随着医疗卫生状况的不断改善和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边区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延安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重视。由于陕甘宁边区在制定科技发展的政策和领导科学事业的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1942年初，蒋介石为了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命令教育部长陈立夫秘密制订《国防科学运动实施方案》，并以先行一步的延安解放区的《科学技术新体制确立要纲》为借鉴，确定国民党统治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蓝图，[9] 由此，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科学事业发展的突出成就。 二、毛泽东重视民众思想的历史渊源 应该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探索科学事业发展道路问题上展示出来的浓郁的民众特色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我们要想全面了解和科学解释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发展科学事业上的“民众性”特征，首先要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广阔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风靡全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领导人纷纷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存一切的“造物主”，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上的所作所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在组成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比较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价值，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占重要地位的概念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在老师的教导下，毛泽东初步确立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有感于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创造的光辉业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劳动人民在埋葬旧制度、开创新社会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再一次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于是发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的呼声。在后来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也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曾经指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