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实现的？进一步说，毛泽东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弄清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的致思路向，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现很不相同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因之，研究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 5341941年8月，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使它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天起，便是作为指导中国理性启蒙和救亡图存的直接指南而被传入、传播、理解、诠释、运用和发展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构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主题。而它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主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这种实践特性最突出体现在它对现实世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上。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1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设自己的哲学时，就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的建构原则和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 48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指向，就在于变革中国的现实世界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直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武器。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它不能指导实践，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而理论要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实际’这一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3] 238这两种含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实践的根据所在，即是实际情况。而实际情况包括历史与现状。因此，具体实际包括三方面的情形：实践、历史与现状。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而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 797。由是推之，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条基本路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要解决中国现代革命的各种问题，首先就要分析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及其历史条件，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力量和动力、性质和前途、目标和纲领、等等。这就需要分析现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矛盾充分展露的社会，这个社会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革命的对象非常突显。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异常复杂，无产阶级非常弱小，“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却又不知道从何处寻找力量，到何处去争取广大的同盟军。导致“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固守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就要求在运用基本原则之时，在某些细节上加以正确的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民族的和国家的差别。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条基本的路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条件中离析出来，并使之适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处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分析中所诠释的阶级概念尤其是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就有所不同，然而他运用的方法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而这一不同，表征着毛泽东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问题；他预见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现状是历史的展开，历史是现状的积淀。分析具体国情，不仅要研究现状，而且要研究历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 801。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即是从“横切面”来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而研究中国的历史，即是从“纵剖面”来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就在于在历史中寻找当代的根据、在当代中寻求未来的萌芽、根据对未来的预测来调整和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4] 814。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4] 814。“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4] 814-815应当指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个别的论断。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性的真理，运用普遍真理就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个别的具体的结论是可改变的。实际上，普遍真理在具体运用中也会变化其形态。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背景转换和基本精神、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历史条件分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