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结晶，它不仅为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科学地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的哲学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水平。《实践论》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和价值，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科学总结的理论结晶 毛泽东的《实践论》首次发表于1937年7月，时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开始，可以说，《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科学总结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一方面，从世界历史的根本性转变来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不仅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现实的道路，而且也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成为实践中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旧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世所罕见，社会革命的发展异常艰巨和曲折，经历了变技术、变政体、变政治和变科学文化等多次变革，直到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也不同于俄国革命，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正如列宁对东方共产党人所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 79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但又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的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实践论》正是适应这种时代需要的理论产物。 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状况、特点和发展规律认识不多，对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根本依据和基本途径都缺乏清醒的认识，以致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干扰与冲击，使革命几经曲折和失败。具体地说，中国革命不仅受到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干扰，也受到了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危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危害的时间长，危害性的程度大。这错误的实质都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都是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在作祟。正如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说：“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 91“左”倾冒险主义奉行教条主义，一切照搬马列的书本和第三国际的指示，他们认为，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而“右”倾机会主义则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否认中国革命的现实性和力量。无论是“左”还是右的错误，都既不能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理论本质，也不能科学分析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它们要么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要么就会不顾客观实际，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根本不可能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因此，“左”和右的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为其思想特征的，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原则。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从思想根源上清算“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对主观主义错误进行批判，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则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 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 115。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左”倾错误，指出这些人总是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2] 154，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2] 179。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已经触及到“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但是，深入地系统地阐述其理论错误及其思想根源这个任务则是在《实践论》中完成的。 《实践论》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一切真知都来源于直接的实践经验，认识的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发展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 296-297。革命实践中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都不懂得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2] 295。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或把幻想看作真理，或把将来的现实可能性放到现时来做。因此，《实践论》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斗争的实践经验，不仅以其对认识的辩证过程和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的深刻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以其鲜明的理论针对性和战斗精神把党从“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我们党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 二 《实践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