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阶段，深入拓展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和全方位加以展开，但是，一切抽象和发挥都不能离开历史的真实。具体地说，要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和客体，离不开以下两方面的资料：一是实践史资料，即毛泽东本人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这些资料从性质上看，主要是一种历史学上的断代史研究资料；二是文字史资料，主要是指毛泽东一生的著作文本，这包括毛泽东的文章、散见于各处的谈话、批示、读书笔记和阅读批注等等。以上两类资料是相互为用的，不能截然分开。文字史资料是实践史的重要内容，而实践史则是文字史资料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 由于毛泽东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因此，国内关于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十分精心和严格的。然而，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他的文字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同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其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以简体中文的形式收集了建国前毛泽东的大部分文稿，现在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现在已经完成4卷，这将是一个“覆盖毛泽东一生的巨大工程”[1]。东西方国家在学术传统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导致了在不同编辑原则指导下形成了毛泽东文字史资料的两种版本，即“国内版”与“国际版”。本文尝试以日本版的《毛泽东集》为例，结合国际版的毛泽东文字史资料的编辑原则，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一、日本版《毛泽东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性考察 从宏观政治背景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中苏论战以及“大跃进”、“文革”则进一步刺激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研究。就日本而言，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与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华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在实践中接触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英德宣战时发表的谈话，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文件”。但是，日本学界从理论上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与苏联在50年代的毛泽东研究偏重于评论、宣传不同，日本学者的研究一开始就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深层次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上，他们着重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力求深入地分析毛泽东的论点，并评判其科学价值。在60-70年代，日本加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力度，以青年新左派运动中“3M”主义为基础，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为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研究者拓宽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他们既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的揭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2] 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得以推动和展开的。 从国际范围来看，已有的资料状况不仅不能满足当时国外毛泽东研究者的需要，而且这些资料分散在各地图书资料中心，许多学者因为受到时间与经费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占有。美国著名毛泽东思想与文献研究专家施拉姆在回忆当时情况时曾经指出：“当时散见各处的毛原话摘录是如此的零碎，以致实际上每一个作者都在凭自己的想象来自由创造关于毛在‘五四’期间和之后的思想历程的图象，然后再选出若干合适的语录来支持这种图景。”[3] 35在西方学者看来，第一手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十分重要，缺乏足够文献支撑的学术研究是不可靠的。毫无疑问，当时日本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严重缺乏资料的状况，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编辑出版《毛泽东集》的需要。 负责主持日本版《毛泽东集》编辑出版工作的竹内实先生比较早地认识到，要深入全面准确地研究毛泽东，就离不开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竹内实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文献工作呢？固然与客观上严重缺乏资料的状况相关，但从主观角度讲，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能因为自己曾在京都大学学习，耳濡目染而成了‘京都学派’，于是决心以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4] 458“而按照我的理解，根据文献来说话，离不开文献，便是‘京都学派’。”[4] 457因此，可以说竹内实之所以要编辑《毛泽东集》，很大程度上是受“京都学派”重视文献考据思路的影响。 应当说，日本学术界以及官方机构一直是比较注意收集并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编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选集；同时，日本学界和日本共产党有相当一批人从事毛泽东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在日本出版毛泽东著作应该采用日文，然而，竹内实负责主持的《毛泽东集》则是用简体中文来出版，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必要性的角度看，是为了避免因翻译而使原意走样。李君如认为，选编者“用汉字作为《毛泽东集》的文体，恐怕是为了避免因翻译而使原意走样的毛病”[5]。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学界的毛泽东研究中，曾因《矛盾论》的翻译问题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当时在日本的《矛盾论》译本有多种，各种译本之间出入较大。李君如指出，“翻译问题对于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关系极大。竹内实是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主编《毛泽东集》时，他为了避免翻译问题引起的争论，采用了汉字为编辑的文体。”[5] 其次，从可能性的角度看，当初能以中文在日本出版毛泽东著作，是与“日本人长期的中国学传统和完善地利用中文资料的能力”分不开的。或许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其结果出乎竹内实先生的意料，以中文出版的《毛泽东集》的销量出奇的好，不仅有大量的国际订数，而且在日本出现了“国内的订数多于国外”的现象，竹内实深有感触地说：“这使人觉得，中国语似乎已成了国际性的语言。”[4] 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