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1597(2006)02-0056-03 最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一书，摘编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语一百余段，选辑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21篇，收录了他们撰写或指导撰写的调查报告9篇，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兴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之风，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 第一，关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与理论的链条中，调查研究是重要一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反对从“本本”出发、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切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从而做到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并且深刻地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从而把调查研究同思想路线、思想方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那以后，“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语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1941年3月延安整风前夕，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对中国革命危害极重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亲自将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撰写的11篇调查报告收集、整理为《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并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这期间，他还多次郑重地指出，不做调查，这是一种危险。“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 革命时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建设时期同样如此。1956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里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反对不做调查研究、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反对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全党要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左”的错误，其中重要原因是头脑发热，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60年代初期，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以端正思想路线。他重申“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着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究竟是从“本本”出发，搞“两个凡是”，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那末，怎样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呢？他仍然强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由此可见，重视不重视调查研究，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坚持思想路线的大问题。邓小平、陈云常讲“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就包含着在摸索中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意思。 第二，关于正确的决策来源于调查研究。 正确的决策只能建立在周密地了解实际情况，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石。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就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941年8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任务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据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一领导工作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毛泽东多次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就没有原料，没有半成品，就不能制造出来产品。并指出：“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多次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周密、全面地搞调查研究。这也从反面证明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正如陈云所说：“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他反复强调：要用90％以上的时间去做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才会避免和少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调研，50年代后期关于压缩钢铁生产指标决策的调研，60年代初关于调整农村政策的调研，是陈云通过调研作出正确决策的范例，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