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主要特色

作 者:

作者简介:
莫志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探求

内容提要:

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魅力无穷,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启示尤深。本文认为,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主要特色体现在:鲜活的民族个性色彩;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可贵的探索精神;浓厚的人文气息;高超的管理艺术。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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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对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关注不够,研究甚少。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出过一本研究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专著,研究他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论文也很少。其实,毛泽东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位卓越的管理者,他的管理思想及活动,纵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而其管理思想与活动内容,横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时日长久,事务繁杂,内涵丰富,方法独特,魅力不凡,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研究他的管理思想与方法,意义尤为重大,本文就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主要特色作粗浅探讨。

      一、鲜活的民族个性色彩

      所谓民族性,即是说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点。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他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也带有本民族的个性色彩。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理论撰述和实际工作中都非常强调民族特色问题。比如,在抗战时期,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就一再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都带有本民族的特性。这些纲领的实现都要考虑本国的国情。他在实际工作中,更是强调中国革命只有靠了解中国情况的同志才能进行。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产生于中国国土之上,因而也具有本国的基因。他的管理思想与方法,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且,还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只要稍作了解,我们就能发现,在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上,无论是在语言的使用和表达的方式上,或者是在采取的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能体会到其中鲜活的民族个性色彩。比如他常常使用“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任人唯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语句。这些都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名言警句,通俗易懂,但又寓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至于“开诸葛亮会”“解剖麻雀”“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弹钢琴”等方法则是毛泽东在管理活动中经常采用的。至于他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解决管理中的问题,我们也不难例举。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论农村斗争环境下党内建设的管理思想就颇具中国特色。1927年9月,毛泽东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之初,为了把党的队伍整顿好、管理好,他在所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综合分析当地的历史、环境与党组织的现状,指出所到之处,党的组织因为居住的关系,许多同一姓氏的党员在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党的建设与管理十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他指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思想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 他在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又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纠正则无法承担起革命任务,就会影响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纠正办法,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如何开展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他特别指出要以苏联模式为借鉴,我国的建设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同时又说:“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创建中国自己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要保持和发展本国的特色,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个性。民族的个性是极其宝贵的,没有个性,也就无所谓共性。正是具备了民族个性,才使得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二、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

      把人民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这是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又一重要特色。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管理思想与方法的崇高价值取向。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③ 可以说,崇高的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与实践活动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在革命战争年代,即使斗争环境是那样地艰苦,毛泽东仍时刻不忘党的领导干部和地方政府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仍不忘共产党的崇高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毛泽东又高度重视人民管理国家权利的实现,并高度重视国家必须真正保障人民利益。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劳动者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最根本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力就没有保证。”④ 国家要保证人民管理权力的实现,与此同时,人民的国家机关和干部则要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对人民高度负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⑤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必须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与干部必须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价值取向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与国家的管理工作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总之,在党和政府的管理工作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显而易见,这一价值取向,是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贵”、“人民本位”等以民为本思想的发扬光大,它也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继承和发展。这一价值取向在当今党和政府的各项管理工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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