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七律诗的史诗性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毅,青岛黄海学院教授;   袁召起,青岛黄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青岛 266500)

原文出处:
党的文献

内容提要:

从黑格尔对史诗的论述来看,毛泽东的一些七律符合史诗的要求。在反映重大题材上,毛诗优于毛词,具备了词不能替代的功能;再把这些诗篇放到中国诗歌史中审视,可以看出它们是诗史的新篇章,在七律发展史上,继承与发展了唐代杜甫以来部分七律的叙情短篇传统。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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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将诗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体诗三类。在论及史诗时,他指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 在黑格尔看来,正式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由野蛮跨进文明的产物。不过他又指出,以后一直到近现代仍可在一些重大题材文学作品中发现“史诗描述”。这样,史诗就由叙述英雄传说的长篇叙事诗变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据此,凡反映某一重大事件的文艺作品,均可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改变民族历史命运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可谓史诗式的革命。毛泽东又是一个伟大诗人。他自称填词水平高于所写七律,但又习惯用七律写重大题材,若以史诗性衡量其诗词,七律显然高于词,不愧为革命的史诗。

      二 创作历程及史诗性体现

      毛泽东写律诗要早于填词。他在韶山读私塾时就表现出很高的对对子水平,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与萧子升、罗章龙有过成功的联句之举,因而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已通晓近体诗格律”(注:龚国基:《毛泽东与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一首七律写于1917年暑假与萧子升游学途中,是一首失题的残篇,存诗仅三联:

      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

      中间缺一联,根据格律推断所缺当是颔联。这首诗所写内容为雨中行路所见所感,所写之景无非是山山水水。颈联写与水有关景物,可以推断所缺颔联应是写山的。

      细心研读这首诗,可以发现它与18年后毛泽东所作《长征》有惊人的前后承继之处。

      两首诗抒发情趣相同:残篇写游学途中突遇骤雨造成行路困难,然瞻望前路却归到“意转闲”上,抒发的是当年作者主张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积极人生观。《长征》诗表现的是面对千山万水险恶时的英雄气概,视险阻“只等闲”!两诗面对的困难或有程度的不同,但在表现征服困难的主题上却是一致的。残篇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初步尝试,《长征》则把这一主题酝酿18年后又作了一次总的发挥。

      两首诗颈联取材相同:残篇写野渡之桥已断,由“苍松横古木”充当,而桥下则“流水动连环”;《长征》诗也写到“桥横铁索寒”、“水拍云崖暖”,不过场面更为惊心动魄了。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早年游学是后来长征的演练,后来的长征在某种意义上则可看作更大范围的“游学”。中国革命在长征路上发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在这前无古人的行动中,红军把中华民族征服困难的精神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则是大放异彩的壮丽史诗。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是一首史诗杰作,它不仅仅是写一次伟大行动,而且反映了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

      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曾是毛泽东生前视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这段经历无疑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页,《长征》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极富史诗价值的篇章。

      紧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有《和柳亚子先生》问世,1955年又作《和周世钊同志》。前者是安慰一位老知识分子;后者则是与老同学叙旧,按其内容只能算作一般抒情诗。

      毛泽东曾对何其芳说过,他60多岁才学近体诗,此话只能理解为他60多岁方集中精力去写七律。事实上,他从1957年写完《蝶恋花·赠李淑一》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很少填词。从1958年至1962年这5年间是他一生写七律最多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在努力探索着如何提高七律水平。在1958年1月16 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诗要学“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些均在以后他的创作里体现出来,如《登庐山》写景句受李白《庐山谣》启发,《送瘟神》明显采用“长吉体”手法,《答友人》则是得义山无题诗之神韵。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接着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谓“三面红旗”无疑把整个民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送瘟神》二首即是这个时代的最好写照。第一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第二首则对“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了集中反映。毛泽东在诗中誉“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的行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向大自然开战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可歌可泣。1959年6月的《到韶山》一诗,是毛泽东“写32年的历史”, 誉公社中劳动农民为英雄,是为人民树碑立传。这三首诗可看作为人民写的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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