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诗歌创作规律和方法的论述是很丰富的，既有对前人诗论的体认阐发，又有对自己诗词创作经验的感悟升华，既有继承，更有创新。现就其概要，略加申说。 一 “写诗是一件费脑子的事” 毛泽东认为，“写诗是一件费脑子的事”，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注：参见毛泽东致胡乔木信（1959年9月7日）。）这就肯定了写诗是“一种精神创造”，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一样，认为都是人类的重要精神实践形式。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生产的特殊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早年在其《讲堂录》中记录着对常言所说的“做文写字”的“做文”的解释是：“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1]。诗文写作为什么叫“做”或要“做”呢？这就有如厨子做菜， 存在一个加工制作方法问题，同样的原料由于制作方法不同，做出来的菜的味道和营养就很不相同。毛泽东在1938年4月28 日对“鲁艺”师生讲话时说到：“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2] 做饭菜如此，何况诗歌创作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呢？更需要研究掌握创作规律和创作方法，而这便需要一个长期的创作实践过程。 二 “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 毛泽东认为，作诗与其他文艺形式创作一样，需有生活体验作基础。他曾对“鲁艺”师生说：“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丰富自己的经验”，“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2] 1949年12月他对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说：“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他在《讲堂录》中记录对《诗经》的评述是：“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1] 可见，他认为《诗经》中的诗特别是《风》中的诗大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反映。他还认为，屈原《离骚》这样优秀的作品是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坎坷遭遇分不开的。他曾幽默风趣而又寓含深意地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3] 与此同时，他还多次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1962年4月，毛泽东在原拟于当年5 月《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词六首》引言中说：“这些词是1929年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快舒状态。”[4] 尔后，他在一次接见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时，又说到自己建国前的诗词创作与自己戎马生活的密切关系：“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5] 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丰富多彩的生活积累，不仅给毛泽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诗情和主题，也给毛泽东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诗歌的画面、意象和意境。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诗词中描写的景物，营造的意象中最多的就是“山”。在《毛泽东诗词选》的50首诗词中，有32首55处涉及到“山”，其中名山胜地就有20多处[6]。而在大千世界万种风物中，毛泽东为何唯独钟情于“山”呢？这就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毛出身于湖南农村韶山，从小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革命道路后，他的生命历程更是与“山”相连。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广大农村的“山”路相通，从韶山到井冈山，中经长征的“万水千山”，来到陕北秦晋高原上的延安宝塔山，最后进京赶考住进了北京西郊的香山，指挥百万雄师占领了虎踞龙盘的南京钟山，直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是一条多么漫长艰辛曲折的“山”路——通向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因此，写山、咏山、赞山，就是记录和颂扬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胜利征程，“山”也因此成为毛泽东最熟悉最亲切的情感载体，借山言志，借山抒情岂不就十分自然了吗？即使在建国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祖国山川特别是“山”依然充满了眷恋和挚爱。《毛泽东诗词集》所收67首诗词，写于建国后的有36首，而其中写到“山”的有12首，占了三分之一，直接以“山”命名的有8首：《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念奴娇·井冈山》。这么多写“山”的诗词和“山”的意象，不仅与毛泽东的农村情结有关，更与毛泽东由“山”陶铸而成的性格气质相关：山的伟岸挺拔的气势，山的宽阔无垠的胸怀，不正是毛泽东人格的象征么？ 毛泽东诗词中许多“山”的主题和意象固然来自他的生活阅历，而其诗词中许多景物、意境的描绘也如此。他在1962年5月为郭沫若代拟的关于《〈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中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2] 其他如《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菩萨蛮·大柏地》、《七律·登庐山》、《七律·答友人》等，也莫不如此。毛泽东诗词与祖国江山的这种关系，我国当代学者、诗人杨柄有一段精到的论述：“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分析了屈平的诗篇以后赞叹道，‘屈平所以能洞察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北宋的李觏反驳说：‘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今天的我们更应该说，润之固得江山美，更是江山赖润之。”[7] 三 “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 诗歌是诗的主体的一种精神创造，与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关系极大。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言者，心声。心声者，其心之本质所具能力之所发。”[1] 这就是说，诗歌作为诗人的心声，无非是诗人内在本质力量的外现。而这种主体内在本质力量就是古人所谓“胸襟”，这是诗人“作诗之基”。清人叶燮说：“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一个作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8] 这主体内在本质力量或“胸襟”主要包括性情识见才学等。“性情”，我国古代也叫“性灵”，是指人在生理素质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性格特征。它最早出自明代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清代袁枚继承和发展了这个观点，提出“性灵说”：“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王夫之则直接使用了“性情”一词，强调诗应“以意为主”，从正反两面强调性情、兴会、思致等三方面对表现作者创作特色的重要。毛泽东继承了我国诗论的这一优良传统，把“直抒胸襟”，“极为本色”等作为评诗写诗的原则。“识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事物要有真知灼见，明辨事物的真假善恶美丑，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拿得定，见得透”。 而“识见”又与“才学”有关，“识为体而才为用”（叶燮语）。“才”从哪里来？毛泽东认为，“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1]。“从学问一方得者”主要靠读书，包括博览古人诗词，一可广诗之材，二可学诗之法：“经史百家，天人理教，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材？剪裁运用，起伏开合，变化错综，何一而非文之法？”[1] 但毛泽东更重视“从阅历一方得者”，即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真才实学。从诗歌创作角度讲，他把前者即学习继承前人、外国人的文学遗产叫作文艺之“流”，而把后者即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吸取创作材料叫作文艺之“源”。这一思想在他早年就开始萌芽：“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1] 在谈到游历山川对开阔胸襟的作用时说：“游之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 游历山川还可将饱览祖国壮丽山川的自然美与学习古代巨子贤人的功德善行等社会美结合起来，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激发创作灵感和热情：“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1] 他对我国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诗人顾炎武一生重实学、重实践的言行赞赏有加，心仪不已，既称赞他“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更赞美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可指诸掌”[1]。这正如陆游所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