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56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地完整地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第229页、55页、第229—230页、第230—231页、第193页、第230页、第232页、第197页、第232页、第279页。） 此后，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此前，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思想，“双百”方针就是这一光辉思想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实践成果。这个方针在今天对于我们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在讲到“双百”方针的由来时说：“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注：《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1页、第626页、第643页、第640页、第636页、第657页。） 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方针是毛泽东鉴于我们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迫切要求，根据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吸取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再从深层次上研究，就会明白这个方针是符合艺术和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的。对此，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是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 （1）“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通过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第229页、55页、第229—230页、第230—231页、第193页、第230页、第232页、第197页、第232页、第279页。） 在“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艺术界和科学界的现状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对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作过认真的分析思考，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当时我国自然科学界，在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对不同学派乱贴“标签”，乱戴“帽子”，抬高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例如，建国初期，在遗传学领域，独尊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著名物理学家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然遭到政治批判。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针对性地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第229页、55页、第229—230页、第230—231页、第193页、第230页、第232页、第197页、第232页、第279页。）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琪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其写了按语，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命题深刻地表明，“双百”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2）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人和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都曾经历艰苦的斗争。他又结合现实情况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鉴别不清，也常有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的事情发生。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第229页、55页、第229—230页、第230—231页、第193页、第230页、第232页、第197页、第232页、第279页。）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