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党的建设的历史上，十分注重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阐述陈云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执政任务上的探索 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讲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获得执政的物质基础，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以及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情，都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的形成，陈云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我国初步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对于当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对这个问题，应该说陈云是党内最早觉察到的人。1953年9月14日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25次会议上，陈云指出：“对地方财政统得太多太死。”“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1](p.175) 从1956年初开始，在“以苏为鉴”的探索和思考中，陈云认识到：“这些错误是商业工作上的致命伤，如果不改，就不像做生意的样子。”[2](p.335)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今后，我国经济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的体制改革构想。陈云的观点，被学术界称作“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本质上是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陈云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2](p.335) 为此，陈云提出了如下办法：①长期保留个体经营，作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3](p.6) 农村的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农民分散经营，才能增加品种和产量，适应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②保留自由市场，在流通领域，突破国家垄断。陈云主张，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为了适应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已经不适应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③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发挥市场的作用。陈云提出：“对一部分商品，国家不再统购包销”[1](p.296) 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分批地实行选购，并主张实行优质优价。这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市场因素。 七千人大会前后，陈云主张变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尤其是农村超前的生产关系要“退”，以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从1957年开始“左”的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党内认识并不统一，因而，陈云的探索越发显得困难、也越发需要勇气。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国民经济遇到了三年严重困难。为解决农村经济滑坡的严峻形势，安徽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支持以“责任田”的形式搞“包产到户”。对这一做法，陈云明确表示：“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1](p.71) 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陈云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到安徽考察工作。在谈到粮食问题时，陈云指出：“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干得有味道，不能机械地以上年的实际产量作为指标。社员的小自由应包括自留地、家禽家畜、假期、超产奖励。有了这些，就能提高积极性，增加收入。”[11](p.47)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看到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7月6日，陈云前往毛泽东处谈话，陈云“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1](p.120)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部分恢复了工作，受周总理的委托，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陈云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陈云提出：①“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3](p.218) 如果不能适时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就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立足。②要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和手段。陈云主张“要利用商品交易所”。陈云认为要全面认识交易所的作用。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利用交易所要十分慎重，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③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筹集到10亿美元的外资。由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向国外举债，不仅一般干部的思想障碍很大，也不符合我们一贯主张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思想。陈云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3](p.219) 陈云认为：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过去没有75％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