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影响深远。本文试图对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作一些探讨，以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所裨益。 尽管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从来没有专门用过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但长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国家利益观无不体现在他的浩大著述之中和领导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国家面貌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之中，也体现在他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之中，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内涵的基本方面，现择其要者论述之。 第一，国家安全利益观。毛泽东一生中的多半时间生活和奋斗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加上他熟读史书，深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悲惨厄运。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才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起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严重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争得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了前提条件。综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他对国家安全利益思考的深邃思想。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就明确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1]后来，新中国历史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正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充分戒备，才使得新中国在面对外敌入侵和骚扰的几次斗争中具有了取胜的把握和必然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但他十分明白新中国如果仅仅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筹码放在思想的重视上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认为对于新中国来讲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将无从谈起，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2]之后，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建立起了正规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且还使人民军队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装备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为新中国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为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第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观。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富有民族个性的历史伟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他从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去作交易。在确定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但决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3]，认为这是新中国在能否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区别于旧中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和论述中都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对于新中国来说，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是其保持国格和尊严的基础与最根本的条件。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国保持的关系，无论是“一边倒”关系还是“一条线”、“一大片”关系，无不说明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的坚强立场和比较高超的政策策略思想。 第三，国家政治利益观。国家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内政与国际事务中的各种相关活动的综合反映。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会包括很多方面，但毫无疑问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则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因为它不仅直接关联着国家内部各项事务的发展走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的对外关系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首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5]其次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毛泽东看来，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资源和利益的供求就应该是此消彼长的。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历史和现实需要的原因，一直把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剥夺其他弱小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对此，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而且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批评搞霸权扩张主义的美苏时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同时又指出，这些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这表明了他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豪迈胆识与气概。再次，必须建立具有本国特色而又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既关系着该国执政党与政府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问题，又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内政外交，所以他认为必须慎重对待之。在建国前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指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6]。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判断两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即各族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毛泽东深知意识形态问题不单单是关系着新中国的国家价值观问题，而且也是关系着国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凝聚的大问题，所以万不可小视。又次，必须妥善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7]；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8]。这一基本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解决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