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于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召开，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是它的一个伟大贡献。从此，毛泽东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第一步。笔者就毛泽东思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谈点看法，望得斧正。 回顾过去，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视野拓宽了，闹革命、求生存的路子越走越广了。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近代社会经济的产物，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从西欧来到亚洲，怎样在中国这样因几千年封建统治而极端落后和封闭的国家里，得到传播和发展，必然有一个反复碰撞、不断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是中国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领导者。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支持进步青年到国外学习，同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根本方向上而不是从枝节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性文献。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P111) 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更加鲜明的语言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P534)。 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大，及时地代表全党意志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明确规定为全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刘少奇在大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3](P335—33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明确地告诉我们：“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4](P300、34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至今已67年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冯蕙撰文介绍，关于这个命题内涵的规范表述，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之所以没有正面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的错误，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说，那时采用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没有正面批评王明的错误，但对于教条主义，毛泽东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他在六中全会报告中所说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2](P534)。 历史事实还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围绕着救国救民之道、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展开着热烈的论战；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围绕着中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进行着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到了中央根据地，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把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志称之为“土包子”，打击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直至红军遭到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失败，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并不是由于有了两个《历史决议》（即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到了全部解决。除了内部有种种不同认识之外，还有极少数人主张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如严家其之流在海外提出“邓小平的政策是有限非毛化，而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非毛化”。康生等人则从极“左”方面宣扬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 至于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更是各抒己见，参差不一。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便发生过四次大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于60年代初，论战的焦点是所谓“毛主义”是否存在，即是否承认毛泽东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独创性的问题。第二次论战是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背景下展开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论战双方都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等同于毛泽东思想。第三次论战发生在80年代初，前苏联学者单方面针对欧美学者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得失，发表了一系列看法。论战双方都把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来研究。第四次论战发生在80年代中期，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世，对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因此，这场论战的主题，是围绕分析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问题展开的，带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即所谓“重新评价”。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