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宣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按照传统的观点，随着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也就进入了后革命时代。那么，在后革命时代，革命究竟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又以何种形式存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回答。 一 两种性质的革命 毛泽东作为在革命中崛起的领袖，对于“革命”这两个字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偏好，他的口号是“不断革命”。1956年初，当全党还沉浸在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中时，他就已经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号召，吹响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新号角。毛泽东豪迈地提出要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向自然界开战。1957年，他通过反右斗争，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概念，从而为党原本认为已经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新的领域。1966年，更发展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性质的革命：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如何处理这两种性质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从而为建设性质的革命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因此，毛泽东的设想是把两种革命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这样，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既可以为建设性质的革命提供动力，又能够保证建设性质的革命的正确政治方向，避免建设走到邪路上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就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革命并举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1955年7月，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进入后革命时代，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举的思想[2]。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求继续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则提出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3]。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同样体现了毛泽东试图将两种革命并举的愿望。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邓小平也提出了两种性质的革命。一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即改革；一个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指出：这两种革命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自身的革命。前者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后者解决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邓小平认为这两种性质的革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为现代化扫清障碍，是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改革的根本目的。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的两种革命并举的思想，又将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转换为“以改革促发展”，真正找到了两种革命的结合点。 二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结束，下一步就要转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然而，由于国际上的影响，国内的“右派进攻”，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经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和反复思考，提出：“单由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4]这实际上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半任务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刚刚开始，以后还要长期进行下去。 应当说，在后革命时代，的确仍然存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毛泽东作为斗争经验极其丰富的政治家，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有其特殊性。实践证明，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同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不能采取强制和压服的手段，只能采取说服和教育的手段。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尺，判断是非的最终标准只能是实践。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当时的认识也并不是完全清醒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高压和思想专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化矛盾，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一概上纲为阶级斗争，进而称之为“革命”，实际上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如胡乔木所说：“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头脑里面，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5]毛泽东还提出进行这个革命的最有效方法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四大”号称“大民主”，实质上却是一种变相的思想专制，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