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种需要注意的学术观点 近10年来的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较新的或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并进行批判分析；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讨论，以便启发、深化我们的研究思路。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 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根据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胜利之路——二战中的地中海战场》提出，正如地中海战场在欧洲盟军作战中的边缘地位一样，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也是边缘的。他承认，这并不是说边缘战场不重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政治的选择可以改变战争的性质，边缘战场就可以变成中心战场。而且他认为，由于独特的边缘性质，它们会成为试验和新的战争发端地。边缘战场还可能成为第三国干涉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典型的边缘战场。他认为，把中国战场视为边缘战场，可以加强它的历史重要性。 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与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把中国战场与地中海战场一样看待，比作二战的边缘战场，是有很大损害的。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只把中国放在盟国范围中考察它的地位，而忽略战争双方的行为；其次，如果要考察“1937—1945年中日战争在现代战争史上的地位”，把中国战场比作地中海战场，大大降低了它的地位。而且，它忽视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共产党发动农民民族主义、成功开展游击战在现代战争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需要给予充分评价。 (二)如何评价中国抗战 在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历史的西方学者中，究竟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还是用西方的军事成功或失败标准来判断中国在抗战中的行为，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19、20世纪西方组织战争的衡量标准，要以战争物质文化尤其是技术能力的术语讨论军事的威力，照此判断，中国在20世纪的军事努力是不够格的。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就持这种观点。 汉斯·范达文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要摆脱西方用现代防御战争方式考察中日战争的思维，从这场战争自身的地方特点、历史背景而不是从西方现代战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抗日战争。他认为，面对中国被迫与现代工业化的日本作战，而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事实，蒋介石不得不适应地方现实，采取传统的军事动员战略。用这种观点来评价，范达文认为中国反抗日本的军事行动是杰出的。（注："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2004.） (三)关于日本侵华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的统治华北和征服中国政策的产物。这已经是大多数严肃客观的学者的共识。但是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的爱德华·德里在他的论文中研究了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军队，认为：日本军队并没有准备要打这场战争，既没有战争计划，也没有关于中国部队的情报，更没有在大陆部署部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大部分日本军队都部署在满洲里与苏联的边境上，准备与苏军一决雌雄。 这一观点，涉及中日战争是偶然爆发的还是阴谋策划的。虽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感到担心，但日本侵略中国的长期历史表明，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占领中国，而不是击败苏联。 (四)怎样全面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延安道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以马克·塞尔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为代表，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解决，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利用群众路线方式开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因此，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塞尔登的这些观点曾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一代学者深入到各根据地调查研究，他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根据地推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强制实行的情况，甚至有的地方存在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尤其是在地主势力强大、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前所述，基廷、埃谢里克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古德曼对太行根据地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这种问题。他们在分析这种问题的同时，都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并不像斯诺、塞尔登等所论述的那样乐观，至少群众路线的作用远不如他们描述的那样成功。 塞尔登也对自己的研究作了反思，于1995年在《近代中国》第1期发表《再评延安共产主义》一文，同时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修订版，即《中国革命——再访延安》。塞尔登指出，原著的中心论点，即“延安道路”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所作的总结依然是正确的；但他承认了早期研究中的不足，如没有注意到群众路线操作失当的问题。他指出，总结这些，“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也是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注：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