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战略策略的演变，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实证性研究也有很多新的成果。如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队，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六四四部队，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华北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则利用中央档案馆档案，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对一八五五部队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机构、细菌试验及细菌作战罪行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详实的介绍。文章披露，该部队成立于1938年，其本部隐蔽在北平城内，先后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师团配属了细菌战班，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关于该部队的罪行，文章根据史料提出：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在鲁西北霍乱作战中，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3]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因史料的发掘而取得进展。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利用日文史料对屠杀是否得到日军高层命令进行了详实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4] 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还对战争犯罪动因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石田勇治在《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一文中，提出日军战时屠杀应具有种族屠杀的属性，即“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种族主义泛滥，对现实和想像中的非人化的敌人重复宣传，在心理上使士兵更容易执行屠杀敌人的政策。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处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做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5] 作者还把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生化武器的试验与应用，都看作是种族屠杀的案例。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侧重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而近几年，有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政治倾向进行研究。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一文，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中共战时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6] 他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政治趋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曾经中断，但作为历史经验，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