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财经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财办”)是在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反击国民党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以便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于1942年6月成立的。它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兼主任，曹菊如任秘书长。同年10月，西北财办正式办公，地址设在延安光华农场静舍。1944年初，为了切实加强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根据毛泽东提议，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 (P381)实际主持办事处日常工作。陈云原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由彭真代理。10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陈云任职的通知。1945年9月抗战胜利，15日晨，中央决定陈云与彭真等组成东北中央局，“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1] (P425)。当日，陈云一行即飞赴东北。这样，陈云在西北财办副主任这个岗位上工作一年六个月又四天。 一年半时间，无论在陈云九秩生平中，还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长河里都很短暂，但正是他这一年半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但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困难，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实践贡献，而且他在这期间所阐发的许多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后来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即便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 陈云虽是1944年3月10日正式出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但事实上这年元旦过后，他就开始参与西北局的工作，主要是参与财经工作的讨论，比如，元月4日、30日，他两次出席西北局常委座谈会，讨论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作，确定经济工作方针；2月5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供给座谈会，讨论独立一旅生产计划；2月21日，出席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贺龙关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 笔者依据《陈云年谱》和其他史料作过比较精确的统计，从1944年元月到1945年9月10日，陈云共出席西北局常委会26次，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种专业会议(如财政会议、银行会议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供给座谈会、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座谈会12次，出席西北财办会议6次(包括西北财办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六次会议)，主持西北财办会议26次(包括5次专题会议)等等，（注：根据《陈云年谱(1905—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上卷统计。）他还经常召集财办秘书长曹菊如、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开临时会议，解决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2] (P87)。此间，陈云签发的关于财政、金融、军队后勤保障的文件、通知，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往来信函和个别谈话实难精确统计。问题还在于，所统计的这些会议有些是多日连续进行的，如1944年11月，他主持的西北财办金融会议是从22日到24日，连续开了3天。这些统计数据虽然枯燥，但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陈云在西北财办副主任任上所耗费的心血。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实践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 第一，号召“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使边区经济完全实现了自给。 1944年初，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确定的1944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1] (P381)根据这一方针，陈云在各种会议，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生产，促进抗战胜利，如果我们能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就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 (P387)。1944年11月，他主持西北财办会议，在讲话中提出1945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1] (P398)为了鼓励边区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陈云亲自参加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过劳模会议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发展。由于1942年起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总方针，在1943年边区人民基本实现“丰衣足食”的基础上，1944年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除消费外，尚可节余28万石，加上往年的结余，共积存70万石以上。这一年边区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织‘三八布’150万匹，自给率达三分之二。1945年，边区扩大耕地20万亩，因遇特大旱灾，粮食虽减产，但工业有很大发展，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等已达到自给或大部分自给”[3] (P255—256)。“据1945年边区27个县统计：生产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50％以上的有10个县；占33％以上的有7个县；占20％以上的有4个县；不足20％的有6个县。他们的生产收入中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作坊、运输等多种经营。这一年，各县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3] (P256)丰衣足食的水平再次提高。应当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同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认真贯彻党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分不开的。 第二，深入调查研究，有效解决了食盐走私出口问题。 盐业收入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43年起，边区经济状况好转了，但流通领域的食盐走私出口问题却严重起来。这年，由盐池运出食盐5000万斤，除内销公私用盐700万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3500万斤，还有800万斤下落不明，相当于盐业公司收购数的2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云带着西北财办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发现这些食盐都走私出口了。陈云又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找出了食盐走私出口的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盐农成本高，运盐赔钱；二是沿途不少公营骡马店有意提高住宿费用或收取法币；三是有些盐业公司采用压级压价甚至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法与盐农进行不公平交易，激起运盐群众的不满和对立；四是有些地方党政干部在处理前述问题上方法简单，造成盐业机构不合作；五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北其他省份因靠我边区食盐进口，其盐业机构采取封锁大路，放开小路，抑制官盐，高价收购私盐等手段，也刺激了我边区的食盐走私。找准了问题的症结，陈云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改善盐业机构与运盐农民的关系，克服对立情绪，取得相互配合；整顿草料店，降低运盐费用；提高口岸收购价，保证运盐农民有钱可赚。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从而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保证了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