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张宪文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从取得胜利至今已经60年。过去的60年中，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但是，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科学地全面认识抗日战争，仍然显得十分重要。 一、历史的争论 抗日战争距今并不遥远，今天仍有不少当事人健在。可是，战后对这段历史一直争论不休。 就主要问题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争论的焦点是谁领导了抗战。海峡两岸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国民党方面说，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了抗战；说共产党只打了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的人更诬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而中共方面，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两党政治认识上的分歧，延续到了80年代，在学术界形成更多的争论。在大陆一些学者坚持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观点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共产党实行政治思想的领导，而军事上国共两党各自为战，遇事协商解决；抗日战争由国民政府领导，因为它不仅是代表中国的全国政权，就连陕甘宁边区也已划归它领导等等，这些观点的分歧至今犹存，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 80年代，争论最集中的问题则是如何看待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作出了较为正面的、肯定的评价。进入90年代，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多次举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台湾学术界也基本上承认了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战争的领导问题、两个战场关系问题、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双方在抗战中的作用问题等有许多不同认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把抗日战争真正作为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来看待，这是正确认识抗战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发点。概括地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这样的表述，符合科学的精神，反映了抗战历史的真实状况，体现了全体爱国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出发来评价抗日战争史，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两岸中国人民的团结、海内外华人的团结，也有利于解决众多历史问题和认识问题。 1985年，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基于这一认识，一些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在80年代以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分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认为，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只要不是汉奸、叛国者，哪怕为保卫祖国仅作出一点贡献的人，也应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时期的大局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任何问题和纠葛都应服从这一根本原则。研究抗日战争必须以民族意识、民族大义作为思考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能简单的以政党观念、阶级意识来认识一切。 二、十四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众所周知，自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它继续以各种方式入侵中国，前后达70年之久。早在1927年6、7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并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就是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独霸世界的大陆政策。1931年日本策动的九一八事变是这一侵略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实际步骤。之后，尽管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手段有种种变化和调整，但是灭亡中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野心日益暴露。1931-1945年是日本侵华战争由局部地区向全中国逐步推进和扩大的过程，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由局部抵抗向全面抗战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由对抗日战争的不同认识、不同态度，走向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过程。诚然，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只讲八年抗战，就不能恰当地评价自1931-1937年间中国人民广泛的反日斗争，特别是那么多的武装反日战争，诸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惨烈悲壮的长城抗战等。这些作战行为虽然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部分国民党军队官兵拿起枪来自觉地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我们怎能把它划出抗日战争历史之外？我们认为应该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研究，才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地认识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共两党在1927年关系破裂之后，走向坚决对抗并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军事围剿，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1934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仓促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部队尾追堵截形势下，中共革命力量面临极为严重的危机。这时，中共最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安顿下来和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经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终于建成抗日的新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