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主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使启蒙深入人心。然而，五四后的历史似乎改变了启蒙的走向以及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关注。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曾经发起过“新启蒙运动”，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启蒙果真中断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知识精英的觉醒，中国学术的艰辛发展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思想启蒙亦未告中断，抗战救亡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刺激和孕育了民族的启蒙。“抗战时代的西南各大城市，聚集着中国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学者和文化人。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乃至一些县城和乡村，集中科学家和各类学者的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今日也难再现的”。那个时代，“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斗争，造就了整整一代人。那个时代是非常出人才的，社会科学领域还特别出成果”。[1] (P127)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解析这一关于启蒙的“反题”，我将认知的视角做了一定的转换：转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不同学科的学术个案，转向当时学人的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通过对他们的特殊学术经历、学术成果的研究和分析，揭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真相，并且从中找寻出解读启蒙问题的真实答案。因此，我这里所强调的启蒙则更侧重于对中国社会、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认识。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而在这一发展中，我国著名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所做的具体研究颇值得引起关注：他在翻译《资本论》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如何尊重中国历史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侯外庐史学研究的归宿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问题。为此，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集中主要精力，乘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之余绪，着力于更深入的社会史研究和深刻的思想文化研究(侯外庐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坦陈：“我没有直接参加到30年代开始的社会史论战中去，一直取‘客观’的立场分析各家之见的成与败，不曾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摸索自己的路。”这段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侯外庐的学术研究理路，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思想史研究必须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是侯外庐学术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又是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事这一研究直接导源于他对《资本论》的翻译，以及20世纪30年代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侯外庐回忆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在苏联多次进行过讨论，争论得很激烈。在中国、日本历史学界都跟着或多或少地讨论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决。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1] (P230) 为了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实含义，侯外庐首先做了全面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的)理论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马克思遗稿，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提供俄文译本，戈宝权翻译，定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后者，对侯外庐的研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是我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文献中，一篇最详明的珍贵资料。我有幸在国内首先使用它。这份资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1] (P233) 那么，这份资料究竟给侯外庐怎样的启示呢？据他讲：“第一，这份遗稿对于古代(按：指奴隶社会)的生产形态，即东方的、古典的，是并列地论述的。这种提法，比别的文献讲得都明显、肯定。由此，表明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当是无疑的。第二，这篇文章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处，也阐述了二者的相异之点。它指出，‘财产的第二种(古典的)形态也正像第一种(东方的)，同样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历史的等等本质上的多样性——是更为有变动、更为具有历史性生活的产物，是原始部落之命运注定的及其曾经变态的产物……在这里，各人的财产本身绝不是在第一种形态那样——是常由自然路径成熟的。’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径成熟’这个特征表述出来，正说明这种‘发育正常的’与‘早熟的’东方形态之路径的区别。第三，文章还通过城市和农村的分裂，私有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等，详细分析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体路径的不同，指出了这两种‘古代’的路径，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而生长起来的，只是第一种和公社密切结合，而第二种在后来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了。”[1] (P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