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之二)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Rowan University) 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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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兽、人、鬼”(注:《兽、人、鬼》是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之后评论当时的人对此不同态度的一篇短文。)的分化、组合

      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的召开,是联大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国民党不但没能阻止学生开会纪念已经不是青年节的五四,而且纪念晚会也没有如姚从吾所希望的那样,以学术讨论为限。姚从吾认为,师生经过一阵“发泄”,“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但以后的发展,则与他的预测相反,学生的活动非但无法控制,而且得到一些教授的支持。是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Henry Wallace) 访问昆明,联大教授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张奚若等人,应邀与华莱士座谈。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措辞十分激烈。以至有传言说,闻一多等人已经被教育部解聘。7月,联大、云大举行纪念七七事变座谈会,教授们又对政府提出许多批评。云大校长熊庆来力图控制局面,说了几句提倡学术研究的话,被闻一多抢白了回去。(注: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8—231页。)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邀请联大、云大教授座谈。在会上,不但闻一多等激进人士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提出质问,连国民党籍教授陈雪屏等人也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评。在这样的形势下,联大国民党的党务和团务工作困难重重;三青团正是在这一年的学生自治会改选中,失去了控制。陈雪屏、姚从吾等人在给朱家骅的汇报中承认,1944年以来,工作愈益艰难。姚从吾在10月底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情形,已经“一触即发,非常不稳”。(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一触即发,非常不稳”的字句,出自姚从吾1944年10月25日给朱家骅的信,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30,册号2。)的确,到了年底,昆明举行集会,纪念护国起义,会上群情激昂,喊出“反对独裁、拥护共和”的口号,集会之后,昆明学生继1942年“倒孔运动”游行之后,第二次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那么,国民党是否有什么新的对策呢?看来没有。1945年3月22日姚从吾再度致信朱家骅,汇报党务工作。他的建议还是,吸收有名望的中间人士入党,而且要提拔他们为中央委员。他写道:“我与诸友商量,大家都认为:先生应与戴先生(戴季陶——引者注),促成名流党员为中委的办法,效用有三:1.邻之薄、我之厚也。中立的名流党员多一人,即某方少一人。2.一般舆论多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应网罗名流,以新中外耳目。3.先生为中研院院长,党与学者、教育家、实业家接近,自大有功也大有利”。(注: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重点号原文就有。)这些建议继续了国民党在昆明学术界的一贯做法,可是舆论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因此要继续吸收教授入党,想来更加不易。

      虽然姚从吾看到,国共之间的较量已经发展到学术界了(当时中共南方局的确派了华岗到昆明),但其实在教授中间,他们的政治态度并没有仅仅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而是复杂多样。以闻一多为例,国民党已经把他与共产党视为一体,因为他与激进的学生站在了一起。不过闻一多的急剧变化,并不能代表多数教授的立场。闻一多在1944年7月,写了《八教授颂》,其讽刺的对象之一,是那些专门在口头上批评政府的教授,也即他的老同学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据他的另一同学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在战前,就对罗隆基与政府相对立的立场,感到反感,认为罗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逆取”干禄。(注: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4页。)而闻一多本人在邱清泉召开的座谈会上,语惊四座,提出口头讨论无用,在“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干”!(注:有人甚至回忆道,闻一多提出的非常手段,也即革命。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38页。又见Israel,Lianda,p.349.自那时以后,闻一多的言论,都是号召诉诸行动,反对空谈。)因此闻一多在1944年9月被邀加入民盟的时候,闭门不出,思考再三,长达一周,显然他对是否与罗隆基等人“同流合污”,还十分犹豫。(注: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第107页。)

      教授的政治立场开始趋向一致,是在战后,以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爆发为标志,其特点是从原来学潮“同情的旁观者”,转到“同情的支持者”,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姚从吾想依赖的名流学者、国民党籍的教授。对于一二·一运动,如本文开始所说,现有的论述都倾向将之视为中共运动、组织的产物,其实当时中共在昆明虽有地下活动,但其外围组织——中共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945年年初才刚成立。据王汉斌回忆,中共党员之间,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运动后,才成立支部”。(注: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7页。)比较活跃、与政府相对的组织,是罗隆基、潘光旦、吴晗、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民盟。罗隆基在民青成立之初,还想领导它,由于闻一多的反对才作罢(闻一多的反对,亦可见他并不完全赞同罗隆基)。(注:见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收入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页。)易言之,教授已成了批评政府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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