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之一）

      你惋惜当今没有唐太宗，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征。你明知没有明成祖，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儒；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教你的对手捏一把汗。

      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你和他——你的对手，是谁也少不了谁，虽则——不，正因为在剧情中，你们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

      ——闻一多《八教授颂》

      这首题名《八教授颂》的新诗，是闻一多在1944年所作。（注：引自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3—84页。）根据许多闻一多传记作者的说法，那时正是闻一多从一个纯粹的诗人、学者转变为一个关心时事、热心政治的“时代的鼓手”的时候。（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刘：《闻一多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刘志权：《闻一多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这些作者都用“时代的鼓手”来形容闻一多在昆明的活动。“时代的鼓手”一词为闻一多所创，见其评论田间诗作的一篇小文，收入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2—56页。）而且，在写作该诗以前，闻一多已经有15年未写新诗了。因此，他作此诗，更多了一层转折的含义。原诗应有8节，但闻只发表了第一节。而这一节题为“政治学家”，突出的是教授作为政治人物的层面。闻一多在“称颂”教授的时候，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视为首要，表现出他有意反映那个时代教授的作为。

      更有意思的是，《八教授颂》虽然是赠与张奚若的，但也包括了闻一多自己。其他几位是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将这八个人放在一起，据闻一多自己的解释，有两个意思：“(一)春秋责备贤者，(二)这里有贤，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见面的，话过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点。”（注：闻一多：《与张奚若的一封信》，引自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81页。）换言之，在闻一多看来，教授虽然已成为政治人物，但代表的立场却是不同的。他一方面歌颂这些教授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又显然在嘲讽某些教授的政治态度。的确，民国时期的教授，不但在学术上，由于师承和地域的关系，形成不同的流派，（注：桑兵曾注意到清末民初学术流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而且由于受到政治风云急剧变化的影响，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也形成明显不同的派别。而这些政治立场的不同，又在学潮中有集中的表现。闻一多本人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从一个清高的诗人、名士派头的教授，在抗战后期一变而为一位“民主斗士”，并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一急剧的变化，虽然无法说是普遍的现象，但至少有一种典型的意义。如果说与他差不多同时牺牲的李公朴，在以前就因“七君子”事件闻名，一直对政治抱有参与的热情，那么比闻一多小一辈的吴晗，则经历了与闻一多相同的激烈转变，从一个埋首书斋的学者，迅速成为一个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注：潘光哲：《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的个案研究》，《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6月，第133—185页。其他研究吴晗的传记和专著也注意到了吴的转变。参见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李又宁：《吴晗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3年；马紫梅( Mary Mazur) ：《时代之子吴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从上面所引闻一多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教授不甘寂寞，干预政治，是当时颇为普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教授的政治热情特别高涨呢？教授热心政治，又对学潮产生什么影响呢？以往对学潮的研究，多注重学生的层面，而对教授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注意不够。即使有所注意，又都比较集中在像闻一多这样的“激进”分子身上。（注：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施惠群：《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运动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共匪策动下之学潮内幕》，台北：中联出版社编印，1947年；等等。前举最后一本著作，如题所示，似乎想发现学生运动的“背后黑手”，但由于教授中的中共党员并没有几个，因此也未探究教授在学运中的作用。）因此，对教授这一群体高涨的政治参与感，虽然有些研究，但又显得笼统，较受关注的是那些倾向激进的教授和那些试图走自由主义路线，也即“中间道路”的人物。（注：闻黎明对教授的政治倾向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但侧重点还是在“左翼”和“中间路线”的人士的态度与作为。见氏著：《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1992年第4期；《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初步考察》，收入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143页。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讨论了西南联大的学风。但研究西南联大最全面和生动的著作，要数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有关西南联大的校史资料，亦可参考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实，如同闻一多的诗中所见，教授的政治立场及对学潮的态度，已经呈现一种分化、复杂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像闻一多、吴晗等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也有一些基本上反对学生运动、并设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企图阻止学生运动至少不让他们的运动“过度”高涨的人士。（注：作为学生运动的参加和领导者的王康，曾指出几位与闻一多立场相对的西南联大教授，其中就有闻所“歌颂”的“八教授”之一冯友兰，但王康并未点名。见氏著：《闻一多传》，第322页。直接点名的是陈雪屏、姚从吾等。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对此也有记述，但点了冯友兰的名，说冯揶揄闻一多成了共产党的“尾巴”。见该书第377页。）因此，研究学潮中教授的不同态度与作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民国学术与学人复杂多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