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指国家对国家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即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另一特定国家的政府为了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目标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这是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达到抗战目标，除了采取这种主要的外交活动外，还广泛地采取了其它的几种外交活动方式，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为外交的特殊运作。 这些特殊运作方式也是围绕着抗战的总目标进行的。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总目标是“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与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尽量扩大联合与合作，争取抗战胜利，并同时实现世界和平。 围绕这一目标，国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美、苏、英、法等国，具体目标：一是由这几个国家出面，采取外交和军事干涉制止日本的对华侵略；二是求得这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直至组成军事同盟，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三是要求这些国家取消历史上与中国形成的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抵制新的不平等和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四是提升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民政府主要采取的是直接向各个国家提出外交诉求的方式。但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复杂，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和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地位和作用不同，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影响，因此国民政府采取了几种特殊的外交运作方式。 一、外交斡旋与信息交流 随着世界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几乎各种国际事务都不是单纯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而与其它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除日本而外，其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也有着不同的利益，因此，日本侵略中国，除了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之外，还不同程度地伤害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权利和利益；同时，由于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在中国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且日本侵华，还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因此，日本侵华也伤害了苏联的利益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中日战争中的弱国，在抗战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外交斡旋，利用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与其它国家的矛盾，使这些国家相互影响，形成国际互动，争取获得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制止日本侵略或支援中国抗战。 向一国或几国提出要求，请这个(些)国家采取措施，影响其它国家单独或联合采取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或政治、经济、军事行动。这种活动最突出的莫过于在抗战之初，中国关于请求国际社会制止日本侵略一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努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亦努力寻求国际社会出面，制止日本侵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既吁请国际社会关注。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就卢沟桥事件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国策，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举凡中日间一切悬案，均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方式谋和平解决。”（注：《革命文献》第106辑(上册)，第250页。）16日，中国向国联提出备忘录，并同时将其交给除日本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和苏联、德国。备忘录强调日本在华北的行动“实属破坏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后果”，要求各国政府对此予以注意。8月11日，英、美、法、意四国驻华大使联合发出通告，要求不要把战争扩大到上海。12日，由英、美、法、意、德、中、日各国委员组成的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上海危机问题，但无结果。中国为了使国联能够做出制止日本侵略的决议，会前就通过各外交使节向各有关国家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强调“按国联盟约，对一个成员国的侵略，经国联行政院作出决议之后，应视为对国联全体成员国的侵略。”（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7页。）会议期间，中国在会内、会外积极斡旋，请求美、英、法、苏等国互相影响，以达到争取由国联制裁日本的目的，但由于各主要国家的软弱，不愿因此得罪日本，最后，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均无结果。 在请求国际社会制裁日本侵略的同时，中国还请求各国互相影响给予中国的抗战以经济支援。抗战刚爆发时，由于各国都顾忌自己单独给予中国援助会冒与日本决裂的危险，所以提出要与其它国家一同采取行动。如1938年6月，英国就曾向美国征求意见，“称中国局势已岌岌可危，西方必须给予援助。它虽然已准备好了援华基金，但没有美国配合，它不愿行动。”（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所以，中国几乎在每次向英国求救的同时，都向美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在向美国求援的同时，也同时向英国提出类似的要求。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和滇缅路运输等问题上，中国也多次请美国劝说法国和英国为中国提供条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争取美国5亿美元借款的同时，向英国提出相当于5亿美元的1亿英镑的贷款，而在美国贷款签字后，中国立即以此为理由，催促英国尽快与中国签订贷款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