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在以反帝为基本内容的“五四”运动的激情过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迅速地将中国被强国欺凌的现实，转化为对于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将一场反帝的政治运动迅速地转化为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反封建文化运动，在深入反省思考中国落后在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的原由时，将接受研究西方社会发达的原因、借鉴西方的文化传统作为当务之急。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中，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情感积淀，无论是文化濡染，还是人生态度，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常具有十分深刻的矛盾冲突。无论是推崇基督教文化的启蒙知识分子，还是反对基督教文化的激进知识分子，抑或是弘扬基督教文化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他们自小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所接受的启蒙教育都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着留学异国的经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文明都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反帝的运动中，虽然民族主义意识使他们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利益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西方列强国力的强盛、文明的发展，又使他们将西方发达国家视为中国发展的典范，他们接受的、用以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大多是取自西方的。在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大潮中，他们常常以十分激烈的语言、激进的姿态批判否定儒家文化传统，但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举止往往又深深烙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印痕。因此他们常常在社会言语上激烈地反儒家文化传统，在生活中又常常遵循着儒家伦理规范；虽然他们常常在理智上揭示批判儒家文化的弊端，却常常在情感上留恋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内蕴。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五四”之后就有些人迅速地走向了整理国故回归传统之途。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复杂矛盾心态，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待基督教与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上。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潮流中，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受到了比以往更为重视的境遇，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并不赞赏基督教信仰，却在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与分析中，意识到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倡导接受基督教文化中某些有益的部分来充实改变国民的精神。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的主宰下，在反帝情绪高涨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划上了等号，将西方基督教看作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帮凶，甚至将中国基督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五四”时期出现了同一个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对于基督教、基督教文化采取不同的姿态，甚至表达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反帝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潮流，同样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同样为中国的命运与前途思考和焦虑，作为基督教徒、神职人员，他们又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与发展而深思与探索。由于中国的基督教会与西方基督教会的密切联系，在反帝运动中他们显然没有非教徒的知识分子那样积极和冲动，他们内心深处是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分开的。（注：胡簪云《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见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373页。）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督教知识分子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新文化运动中，但是他们提出的以基督教救国、以基督人格救国，却往往不为社会所重视所接受，甚至还受到人们的嘲笑批评。他们努力以投身社会改革，表达其爱国爱民之心、服务社会的愿望，但是他们的作为又不能完全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采取偏激的姿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打倒，他们内心并不赞成这种观点和做法，但是他们在轰轰烈烈的反传统的语境中，不可能坦诚率直地发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和批评意见，他们往往提倡以儒补耶、以耶适儒，从而表达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与重视。他们不满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宗教、对于基督教的粗暴否定、蛮横斥责，但是他们又常常缺乏坚实的理论、严密的逻辑予以反驳抗拒，在对于非宗教、非基督教运动的应对中，虽然发表了诸多不满于对方言论的文章，但是大多也只是对于基督教问题的自我阐释，许多见解并未被人们所重视、所接受。在护教反驳非宗教、非基督教的言论时，他们又深切反思感受到中国基督教会的诸多短处，因此他们提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构想，并且努力付诸实施。在“五四”反帝反封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往往处于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之中。 保罗·田立克在《作为终极关怀之表达的文化》中，提出了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化产生的三种不同姿态：“自律”、“他律”和“神律”。他说：“教会抵制现代文化的世俗化自律；革命运动拒绝教会的超越的他律。两者均抛弃了他们归根结底赖以生存的某种东西：即‘神律’。‘自律’、‘他律’和‘神律’术语以三种不同方式应答生活的法则或规律问题：自律断言，人作为普遍理性的承担者是文化与宗教的源泉与尺度——人是自身的规律。他律断言，由于人不能依据普遍理性行动，他必须服从外在于他并高于他的戒律。神律断言，这一更高的戒律同时也是人之最内在的规律，他根植于构成人自身根基的神之基础……‘宗教是文化之实体，而文化是宗教之形式。’这是神律之最准确的表述。”（注：衣俊卿译《宗教与当代西方文化》第137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借用保罗·田立克的“自律”、“他律”和“神律”的概念，来观照中国“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从某种角度说，“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姿态，是“自律”与“神律”的冲突。在批判否定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在倡导科学民主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历史氛围中，努力挣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他律”，而注重对于自由民主等追求中的“自律”，基督教救国的提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举行等，显然是倡导一种“神律”。当“自律”与“神律”形成威胁的时候，这种“神律”将会变为一种有碍于“自律”的新的“他律”时，中国非基督徒知识分子自然会以十分抵触的姿态，批评否定基督教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而当这种“神律”并未对于“自律”构成威胁时，中国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就会用十分冷静的态度面对基督教、面对基督教文化，甚至努力以“神律”的基督教文化中某些方面来弥补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律”造成的不足，以弥补缺少了“他律”的“自律”过于无拘无束的空间。这也就决定了“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