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极具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理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战争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基本观点，又在战争的目的和地位、战争的策略和原则、战争的要点和方法等方面，结合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实际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战争思想理论体系。这一思想的产生，不仅推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对观察和分析当今国际军事形势，做好我国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朱德政治战争思想萌发于红军创建时期，1931年7月，他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就曾论述了政治要素对于战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政治上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1]。随后，他在《黄坡东坡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2]。至于政治战争思想的正式形成，则是在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 首先，列宁的军事战争理论是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工农武装起义和苏联红军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战争学说，提出了许多具有政治战争思想萌芽性质的理论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据政治要素来判断战争的性质。列宁通过引用西方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话，引导人们透过战争的现象去揭示战争的政治本质，并由此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观点出发，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识别战争性质的具体原则，即“应当研究战前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说，如果它保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末，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政策，就是说，如果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末，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3]。不仅如此，列宁还在具体实践中创立了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相统一的战略指挥方式，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善于制造、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联合可能的同盟者，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注重创造政治优势，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士气，以造就压倒敌人的优势。列宁的这些理论思想与实践经验在中国革命与战争中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而成为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朱德特别注重借鉴和吸收苏联的军事战争理论，他在1933年发表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直接把苏联军事学校的一个标语作为文章开头，即“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4]。 其次，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是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已经无力对中国实行战略上的进攻，被迫调整其侵华政策，把过去的“速战速决”、“武力征服”的政策，改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并提出了“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剿共灭党”等口号，以谋求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对日妥协投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政策的险恶用心，朱德及时从政治的角度给予了批驳和揭露，他指出：“只要读过田中奏折和松室孝良秘密报告的人，就可以知道日本强盗丝毫不因为自己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作用。相反地，它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如何在政治上战败中国”[5]。然而，当时国内却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是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受到日本侵华政策调整的影响，对抗战产生了动摇情绪，有的人甚至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认识不清，以至于在思想上认同日本的侵略理论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然叛国投敌。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内，也有少部分人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以为游击战争除了灵巧机动的战术而外没有旁的东西，忽视了战争中政治要素的作用；更有一部分“唯武器论”者，他们过分看重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军队尤其是游击队的军事装备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有可能导致国家灭亡。对此，朱德在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目的及其险恶用心的同时，对一些存有模糊认识的所谓“政治家”也提出了批评和告诫，他指出：“拿日本强盗对于政治战争的如此注意与中国某些政治家来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些政治家对策的程度太差。因为这些政治家觉得要战胜日本强盗，连抗日自卫的广泛宣传与教育都是多余的，都是用不着的”[5]。因此，他强调指出：“我们每个政治家，每个抗日军人，每个有民族觉悟的炎黄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5]。 二、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朱德的政治战争思想，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中。后来，他在《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论解放区战场》、《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等著作中，对这一思想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1.从战略的高度阐明了政治战争的目的和重要地位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其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形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仅是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而且是要在政治上把中国纳入其所谓的“东亚共荣圈”，使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6]。而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6]。因此，抗日的政治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毛泽东也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6]。但是，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尤其是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又决定了抗战的主要形式，在开始的时候只能是游击战争，而“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是政治战争”[5]。朱德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5]，但这五个要素并不是平均起作用的力量，其中，必有一个要素起着主导作用，对于中国革命和战争来说，这个主导力量就是政治要素。对此，朱德明确指出：“想到我们比起日本是个弱国，想到我们进行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我们就更注意政治战争了”[5]。他还特别强调：“抗日游击队必须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认识到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认识到政治战争的胜利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