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把计划、市场与姓“社”姓“资”相分离，重新赋予计划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经济意义。1990年12月24日在同薄一波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他在上海视察期间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根本上冲破姓“社”姓“资”的枷锁。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邓小平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引导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取得重大突破，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三）其思想异同及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的作用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认识和实践，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能混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指以对经济生活的计划调节作为基本和主要手段的一种体制，当然在这种体制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利用市场调节机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则对经济生活起着基础的和主要的调节作用；这当然也不排斥计划调节的作用，但计划调节必须以市场关系中的固有客观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为基础。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陈云与邓小平在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主张，是有根本不同的。陈云虽然首先明确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市场调节”的新观点，但他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和主张，在总体上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范围。而邓小平所主张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调节在市场经济体制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来否定陈云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贡献。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云提出这些主张，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在改革初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实践基础。 从思想发展来看，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如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表示，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3、293、353页。） 之后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探索与推进，主要是由邓小平来进行的，陈云对这种探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对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也表示了赞同的态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念，陈云对于这种发展表示“完全同意”，称赞“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一位领导人讲话时又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困难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992年7月，陈云又表示了支持党的探索的态度，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第416、442页。）。 三、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在新时期，“对外开放”这一概念，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从建立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到建立浦东开发区所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也是在邓小平的倡导、推动下逐渐形成的。毋庸讳言，邓小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陈云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也十分丰富，他在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指导原则等方面的论述与邓小平十分类似；他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经济特区等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指导原则 邓小平对对外开放必要性的阐述，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利用外资开始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他又说明了对外开放的可能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在他的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最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