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陈云与邓小平主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爱云,《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编辑。(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与邓小平的主要经济思想有一致,也有不同。本文以陈云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主要思想为主线,从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战略三个方面比较他们经济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他们的经济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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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邓小平、陈云都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制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应该看到,面临变幻严峻的经济形势,陈云与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有很多一致之处,如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主张,对对外开放的倡导。当然,他们的主张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如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邓小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并没有演化为根本性分歧或矛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或阻力。相反,他们经济思想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更表现为互补性,相得益彰,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整体上共同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比较他们的经济思想,并非为了评判他们思想的优劣或水平高低,而是分析他们的经济思想对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哪些贡献。本文仅以陈云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主要思想为主线,对比邓小平在同一问题上的主张,分析其异同以及二者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的相互促进作用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

      (一)陈云的经济调整主张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当时本来应该用一定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使国民经济达到基本平衡,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反而急于求成,在短时间内匆忙上了一些超乎国家财力的基本建设工程。

      对于经济中的问题和新发生的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陈云是觉察比较早的。早在1978年2月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为遏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提出了按农轻重次序发展、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意见。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就经济问题谈了五点意见。他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这实际上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进行调整的主张。之后,陈云又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他的国民经济调整主张,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述。

      首先,关于调整的必要性。他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将军管经济时期,“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如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但“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所以他建议“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46页。)。

      其次,针对有人要求发展“再快一些”和担心调整会“耽误”发展的想法,他明确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总之,“这次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53、256、282页。)。

      关于如何进行这次经济调整,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扩大财政对计划的支配作用,降低计划指标。他指出,“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即要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1979年1月,国务院下达的《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都定得过高过大,物资存在很大的缺口。针对这一点,陈云指出:1979年有些物资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3、293、353页。)。

      第二,减少基本建设、尤其是重工业的投资,压缩基本建设项目。他指出,“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项目大的有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大大超出了当时的国力承受范围。对此,陈云主张,“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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