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伪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日本方面的折冲 在日本开始诱降汪伪时，让汪精卫等人保持国民党内和平派这一较为“中性”的形象是既定策略。而汪精卫本人也打算结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在西南建立“和平亲日”政权。之所以不选择到日本占领区活动，是为了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划清界线，也是为了与“重光堂会谈”中“随着治安的恢复，在两年之内撤兵”的约定（注：[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3页。）相呼应。但近卫声明发表之时，“这最为要紧的撤兵约定，竟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会走上歧途”。直接策划汪精卫出走的犬养健都表示：“我失望了。”（注：[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第83页。） 接下来，日本人更失望了——汪精卫等曾经吹嘘的国民党内“亲日派”（注：“亲日派”一词，在抗日情绪一再高涨的民国政治语言中，经常被过度使用，很多从事对日交涉的人都被唤做“亲日派”。这一情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已有之；抗战爆发后，中共方面、日本、汪精卫均认为国民党内有一个人数较多的“亲日派”，并基于此作出不少政治判断。）群起响应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不仅何应钦、张道藩、黄郛、熊式辉等所谓“亲日派”没有动静，张发奎、龙云、阎锡山等曾与汪合作过，被汪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也无其期待的反应。被视为汪铁杆心腹的顾孟余不仅反对《艳电》的发表，而且对汪其后的一系列活动毅然保持距离。汪精卫后来悲伤地表示：“已遣使探顾（顾孟余）如何再覆，顾于仲鸣死，无一言之唁，其心已死，不必再注意其人矣……”（注：《汪精卫致其妹函电》（1939年12月21日），（台湾）国民党法务部调查资料室《汪伪资料档案》，转引自陈木彬：《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第83页。）汪政治牛皮的破产，使其丧失了与日本交涉、索取“重光堂会谈”中日本许多重要承诺的资本。这些承诺中，牵涉国民党政治符号、具有重要意义的，除撤兵外，尚有外国租界返还中国、治外法权返还中国，等等。（注：[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第93页。） 汪精卫在河内度过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春天后，决定到上海开展“和平运动”，这使他进一步丧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今井武夫分析说：“本来再重光堂会谈时，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殷鉴不远，恐重复北平临时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的覆辙。”（注：[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 如认为日本的这种担心，汪伪诸人毫无察觉，那未免太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商。他们曾采取了措施，企图与王克敏、梁鸿志撇清关系，比如，他们筹划组府期间，很滑稽的拒绝与王、梁同处一室。但王、梁的靠山是日本，而汪伪能否保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占有，关键在日本方面的态度。汪伪为此与日本进行了并不轻松的交涉。 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商谈组府时。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汪精卫把重点放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问题上，汪提出：“以国民党为中心……建立国民政府是最适当的。”他论证说：“对于国民党标榜三民主义问题，前次派高宗武来，日方提出应该清除与共产主义有关的连带性，恢复所谓新三民主义的意见，这是值得重视的。本来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今后我打算今后尽最大努力发挥三民主义的真意。”平沼则回应说：“在完全与共产主义分开的三民主义下促进国民党的更生，并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采取这种办法，我是赞成的。”（注：《汪精卫与平沼会谈纪录》，杨凡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88—91页。）汪、平沼的这段对话，透露出几个信息：一、日本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连带性”；二、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的政治符号的运用是断章取义的；三、日本政府高层在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同意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四、所谓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要求汪伪在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容纳本身与三民主义并不相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既有汉奸政权。这一会谈的重要性，历来为史学界忽视，实际上它勾画出了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对日折冲的轮廓和架构，尽管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折冲的重点不一。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是激进的对华“膺惩派”，在日本陆军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板垣曾较长时间地主持对华政策的决策。汪、板垣第一次会谈时，他提出：“日本把三民主义看成是危险的东西，尤其因为有民生主义乃共产主义的文句，有种种误解。”对此，汪的解释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形势下把各种潮流、各种思想全部引进自己的主张，为了想在国民党中把他们同化，所以有这样的文句。如果细读全文，就了解这里讲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理由，结果，劝告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采用国民党的主义”。（注：《汪精卫与板垣会谈内容》，钟恒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92—94页。）汪精卫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解释显然有两重目的：既要继承孙中山的衣钵，又要使日本军方接受他对三民主义内涵的“新”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