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漂白自身的奸伪身份，汪伪一直强调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战前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孙中山思想的真正实践者。为此，他们表现出与其他“普通”汉奸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即与重庆方面激烈争夺一些长期附着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争夺的过程中，汪伪营造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理念，并因应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塑造在当时条件下它自认为可被各方接受的政治面貌。汪伪粘连国民党政治符号于自身的行为，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然而，对这一问题，史学界缺乏研究。海外史学界几乎没有将其列为研究对象（注：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中国海峡两岸的史学界由于承接了一以贯之的政治语境，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本文作为尝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一 国民党政治符号和汪伪运用其政治符号的特点 何谓政治符号（Plitical Symbol）？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定义是不同的。有论者综合各家意见认为：政治符号“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种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识形态等等。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于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注：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 按照上述解释，台湾学者陈恒明把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体系总结为3方面：1.立国正统符号，内包括以“中华民国宪法”为标志的法统和孙中山自述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2.立国正名符号，包括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国歌和国花。3.立国基础符号，即三民主义。（注：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第130、153、169、175、181、188、192页。）按照这种概括，孙中山遗产是中华民国政治符号的核心。而孙中山遗产体系宏伟，其真正的内涵，至今常论常新。事实上，国民党人对孙中山遗产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法统”、三民主义、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青天白日旗帜和徽章、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均被认为是重要的标志性因素。 从逻辑上讲，“中华民国”并不等于中国国民党，但在1927—1949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由于国民党的“党国”理念，国民党认定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主宰和几乎全部政治资源的拥有者，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因此被国民党人认定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而且，这一理念因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的特殊经历而强化：“中华民国”是革命党人首先创始并在其实现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但“二次革命”以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中国的政府却是北洋政府，国民党人不仅沦为在野，甚至被捕杀。长期被排挤于中国主流政治之外的经历，使国民党人特别看重他们在民国历史中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人的语境中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他的经历被认为是中华民国法统所系，他的事业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真精神之所在，与孙中山及其遗产的关系便成为国民党政治文化中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源泉。 “谒陵现象”可以为我们理解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作用提供参考：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活和它所主导的当时社会生活中，拜谒中山陵是表达某种诉求、主张、情绪、抗议的流行方法，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要谒陵，宁粤和议共赴国难要谒陵，召开五全大会以示团结要谒陵，西安事变归来要谒陵，告别南京迁都重庆要谒陵……可以说，战前国民党人的政治活动举其大者，无不以谒陵为某种标志。当然，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立即拜谒朱元璋孝陵的事件中，找到国民党人“谒陵情结”的某种“基因”。除此之外，续范亭对国民党对日政策表示不满，在中山陵自杀；中国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行前谒陵以示决心；当时全国各地到南京办事、参观、旅游的官员、知名人士、学生，莫不以谒陵为此行的高潮和标志。谒陵之所以被赋予种种涵义，应与谒陵被作为后来者与孙中山进行精神沟通、承接其遗产的象征有关。 抗战爆发后，孙中山遗产成为凝聚全国力量、进行持久抗战的重要象征，尤其是孙中山在革命力量弱小时精诚团结、坚忍不拔、屡仆屡起的精神，成为国民党人和全体国人自我激励的重要因素。言必称孙中山及其主义，是当时各党、各派政治人物的共同特点。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后不久，把国难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国难的希望都归结为三民主义，他说：“总理曾说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宣称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以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注：蒋介石：《集中力量抵抗暴敌》（1937年9月24日），独立出版社1938年12月11日，第57—5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了孙中山以三民主义集合同志进行革命的历史，重申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提出：“今日之事，非抗战建国并行，无以解目前之倒悬，辟将来之坦途，非团结无以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于三民主义之实现，无以得真正之团结，此诚所谓根本之图。”（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4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403—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