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研究，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就已开始，关注的重点是图书及文教方面的损失。当时的研究由于战时条件限制，各方面资料收集不可能完全。抗战胜利后，登记损失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大量公私书画文物未能登记造册，使得战时中国直接文化损失之数目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解放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于揭露日军暴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对日本文化侵略方面的暴行重视不够。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学者就日军对华文化侵略做了细致的考察，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完整论述该问题的著述。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共同心理产生与维系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掠夺与破坏较之军事侵略影响更为深刻，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政策及组织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掠夺中国的文化成果，摧毁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实行文化专制、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规定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收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博物馆。这使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组织化、系统化，并成为其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秉承这一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此外，日本政府还常常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价值后或运回日本，或予以销毁。[1]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华文化掠夺更为疯狂。军队每到一处就破坏建筑，搜掠图书文物。各种军方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都担负着搜罗中国文物的任务。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此外，有不少日本人在华进行盗墓和盗卖文物的活动。 日本在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过程中，有明确的指导政策。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所谓《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指导方针为“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其具体内容中规定：“一，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五、招抚学者，加以保护，并振兴儒教”。[2]（P270—271）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以所谓的“同文同种”欺骗中国民众，并借助傀儡政权、所谓的“民众团体”和汉奸文人为其殖民侵略服务，以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 1940年12月10日，在日本侵华派遣军的“战略指导”中明确列出“思想指导”政策：“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思想指导要领”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3]（P551） 日本军国主义扶植建立的文化侵略组织很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 第一，新民会。即“中华民国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新民会在华北各行业、学校、团体等均设有基层组织，并利用农村中原有的“青苗会”、“联庄会”等等，组成农民分会。还把各地有影响的宗教、帮会团体登记，作为其外围组织。其纲领为“护持新政权”、“发扬东方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之大纛下，参加防共战线”、“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等。[4]（P380）新民会设立了各级“青年训练所”，组织各种青年训练团体培养反共亲日的骨干。通过办新民学校、开讲演会、放映电影、设立“新民教化馆”、出版报刊等等，向民众灌输所谓“新民主义”。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班威廉在《新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5]（P7—8） 第二，东亚联盟。发起人为日人石原莞尔，他发起东亚联盟运动的本意是为了使伪满汉奸免受“汉奸”之讥。到1939年日本国内“东亚联盟运动”大为活跃，在日军驻各地机关的策动下，中国沦陷区的“东亚联盟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各种以宣传“东亚联盟”为宗旨的组织纷纷冒头，一批论著、刊物出版发行，一时甚嚣尘上。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将各地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该会在青少年、妇女组织，甚至宗教团体中建立支部，并提出“对于政府各机关之公务人员、学校团体、各地所办训练机关之受训人员，及廿岁以上之青年，应特加注意，劝其加入本会。”[6]随后各日占区纷纷建立起分会、支会、小组等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第三，中日文化协会。1940年7月28日，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随后的两年中各沦陷区相继成立分会。该协会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合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7]（P137）日本大使阿部信行明确指出，该协会的宗旨为再建东亚文化，“以达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目的”。就是建立让中国人民服从日本“王道”的“文化”，以及东亚诸国都臣服于日本的“秩序”。中日文化协会下设多种“文化团体”，实质上是日伪势力的御用文化机构，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