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各界眼中的纪念周与集体记忆 纪念周既是一种制度时间，同时也是一种规训制度，它将人约束于一定的时间场域，并接受一整套仪式规范操演，在此时间场域内，人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而必须遵从并追随这一套时间仪式，从而接受并服膺其意识熏陶，进而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涵化。所以，就本质而言，纪念周是一种对人们思想产生钳制作用的政治仪式，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并形成了有关孙中山的集体记忆。 纪念周因操演过于频繁而逐步流于形式，即使在纪念周严格执行的初期，也存在着个别松弛现象，因此，政府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如1931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就曾上报中央：“查近来各地各党部各机关及各军队每有未能切实遵照条例举行总理纪念周者，殊属有违党纪”。（注：《呈复奉令切实举行总理纪念周当经遵守并饬属一体奉行合具复呈查核》，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中央的情形也是如此，曾任中常会委员的王子壮就在日记中记述，中央委员们对于做纪念报告互相推委，甚至出现“拉夫”局面，大家对“纪念周亦不感兴趣”。（注：《王子壮日记》（1934年5月3日）第2册，第63页；《王子壮日记》（1940年11月25日）第6册，第330页。转引自王奇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见《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更有甚者，个别机关直接对抗，不举行纪念周。如全国度量衡局局长忽视纪念周，在1941年的10个月内仅勉强举行过2次纪念周，为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布训令至经济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13970，《度量衡局局长忽视总理纪念周嘱纠正案》（1941年12月）。）据中央调查，“政府各机关切实奉行者固多，而松懈废驰、不常举行或虽举行而所属人员多缺席者，亦间有所闻”。（注：行政院训令（1941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2（6）—2680，《奉令纪念周应切实奉行一案》。）对于机关工作人员而言，纪念周仪式枯燥乏味，尤其是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对具有专制本质特色的纪念周制度产生不满，他们视纪念周为形式，以应付、敷衍的滥竽充数态度进行默默的抵制，“到最后一排当起南郭先生来，‘滥竽充数’，只动嘴皮不出声”。（注：倪锋《遥念谢冰莹》，见《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纪念周流于形式的现象更为严重，即使对孙中山最为崇拜的广东地区也出现了危机。以潮安县为例，“1948年后，国民党每况愈下，区党部虽然经常组织党员出席‘联合纪念周’，听党政军团作‘施政报告’，但人们都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注：马芝济《国民党潮安县政权概况》，见广东潮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潮安文史》第13辑，1994年。） 机关纪念周流于形式折射出人们对纪念周的懈怠，而部分知识精英则直接批判纪念周。早在1927年，鲁迅就讽刺纪念周仅是一个形式，它给军阀标榜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以表演场域： 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见《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1927年11月16日。） 鲁迅指责国民党的作法极其荒谬，信仰与纪念周形式间不应有必然联系，但在国民党那里，做不做纪念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的基本标准。 胡适则是最著名的纪念周反对者。早在1928年，胡适就批评国民党的做法：“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注：胡适《打倒名教》，见《新月》1卷5期，1928年7月。）次年，胡适在中国公学公开抵制举行纪念周仪式，批判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在胡适看来，纪念周是国民党在日常生活中钳制人们思想的体现，它表面上是对孙中山的纪念，而背后其实隐含的是政治的专制与独裁，是推行愚昧的个人崇拜。胡适坚决反对国民党将总理遗教上升为教条，由此，遭到当局的压制与批判。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注：《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光明书局1929年版，第87页。）最后，胡适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其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也反对将全体学生纳入纪念周制度时间体系，他们通过《教育与职业》和《国讯》杂志公开表态，“国民党党员作纪念周，读党义，举行各种党教的仪式，这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所反对，但是强迫全国各级学校学生举行同样的仪式，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注：转引自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七），见《教育与职业》1997年第7期。） 胡适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固然敢于直接向当局宣战，而多数知识分子则采用迂回的方式表达不满。1936年，著名画家叶浅予为南京《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其中一幅是关于小陈主持纪念周：“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因这幅漫画，叶浅予遭到攻击，被指责“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注：叶浅予《〈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见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北京群言出版社1992年版。）此后，叶浅予不再画《小陈留京外史》。还有些知识分子虽未公开批评，却以变相方式加以抵制，有些大学视纪念周为形式，而将主要时间用于学术讲座，邀请教授及名流在纪念周上轮流向全体师生作学术讲座，如国立杭州艺专将纪念周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著名画家林风眠在纪念周上谈国画。（注：林风眠《我们要注意——国立杭州艺专纪念周讲演》，原文载《亚波罗》（国立艺术院半月刊），1928年创刊号，未标纪念周讲话，但朱朴编选《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中则予注明。）还有的知识分子则消极对待，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医学家）“让秘书主持总理纪念周，说自己背不下总理遗嘱，从来没有训过一次话”。（注：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林语堂对纪念周也不以为然，“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注：林语堂《有不为斋解》，见《论语》第31期，1933年12月。）还有的人则通过诗作来讽刺国民党表面上举行纪念周崇拜孙中山，实际上却政治腐败，安徽宿松人沈嵩甫指责国民党官员“浑身都是官僚化，满口偏呼纪念周”。（注：沈嵩甫《纪念周偶感》（1932年作），见安徽省宿松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宿松文史》第1期，1985年10月。）这些知识精英已经意识到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个人崇拜、实行专制独裁的制度体现，是国民党打着孙中山旗号行独裁政治的幌子，本质上它与现代社会追求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相背，应该予以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