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象征符号渗入民国社会生活。孙中山崇拜贯穿于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整个时期，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史学界对于孙中山崇拜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成果有台湾学者潘光哲的《“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该文从出版与宣传考察了孙中山“国父”形象形成的原因。（注：见《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版，第183-198页。感谢潘先生惠寄论文及给予的启发。）李恭忠的《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一文则简略地从象征符号建构、纪念仪式等角度研究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塑造与崇拜，其中略微论及纪念周。（注：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然而，纪念周制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时间制度，是将“孙中山”符号向社会传输尤其是向民间传输的重要权力技术，它表明国民党试图透过时间控制来实现其权力延伸，这是中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统治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型。对此，史学界尚无探讨。笔者认为孙中山崇拜是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进行的，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纪念周与孙中山纪念日的设置。在所有时间符号中，纪念周（注：纪念周在初期称总理纪念周，后期随着孙中山被正式尊为“国父”，遂改称“国父纪念周”，为行文方便，文中简称纪念周。）推广最为广泛，参加人员最多，出现频度最高，影响也最巨，本文遂对此作专题研究，从象征符号、制度时间、仪式操演等维度对纪念周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剖析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揭示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同时关注孙中山符号的多重涵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在民间社会的广泛影响，考察纪念周在抗战动员中的功能。本文最后分析社会各界对纪念周制度的反应，民国时期人们关于孙中山的集体记忆，并进一步探讨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挖掘国民党对社会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与巨大影响。 一、时间符号与纪念周制度时间的形成 孙中山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对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国民党在他生前维护其权威、在他逝世后则将他定位为精神领袖，并逐步神化、建构为象征符号。符号是象征或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表现为一种隐喻，它是人类表达感情、想象和价值的重要工具之一，并能够代表社会的要求。象征符号与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与社区的认同及强固功能，人们通过对符号的认可达到交流。民族国家一般会通过民族英雄、名胜古迹等符号和符号现象来动员与整合社会，以达到服务于国家的目的。除此之外，国家也会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发明一些传统与符号，让民众去认同，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孙中山符号正是国民党为获得民众认同、并用党化意识形态去塑造而创造发明的。象征符号产生之后如何被社会成员认可，其代表的价值如何才能对社会认知并起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则存在着表现途径等问题。因为符号不能独立地表达意义，孤立而静止的符号，无法与动态形象所展示的功能相比，只有当符号表现于动态形象之中，即符号体现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场合、情景氛围和仪式过程之中，符号才会被生动而形象地建构与解读。 时间首先为象征符号的建构提供了最基础的要素，因为任何象征符号的诞生本身也是特定时间中的产物，也就是历史时刻，它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发展基点。从这一点看，象征符号的诞生与传统史学中历史事件的发生有着相似性。孙中山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就诞生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其1925年逝世这一历史时刻。自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就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就职日等一系列时间序列符号，并创造了纪念周，这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 在孙中山所有时间符号中，纪念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它最初带有时段性特征，即孙中山逝世后在一周中举行系列纪念活动，称之为“纪念周”。1925年3月23日，江苏徐州第十中学召开孙中山追悼会，校长宣布“本周特为中山先生之纪念周，课间多以先生之主义及学说为讲义，俾我门（们）能继先生之志”。（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上海1926年版，第三编，卷四·海内各地追悼纪事，第32页。）上海尚文路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也决定举办“孙公纪念周”，只是内容更为丰富，“搜集孙公纪念物，并研究其学说及生平行事等等，藉此以示追悼孙公之意”。（注：《二师附小之孙公纪念周》，见《申报》1925年3月25日。）但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实行的“纪念周”与此完全不同，它是指每周一举行纪念孙中山仪式。这一纪念周由自发实行的阶段性纪念时间逐步演变为国民党、政府及各级社会团体、学校共同实行的制度时间。所谓“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 time）是指根据组织或机构的作息而制定出的不同的时间表及对时间表的不同分割，是组织或机构成员共同遵守的时间。（注：Lewis,J.David and Andrew J.Weigert,1981,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Social Forces,60（2）,p434.）涂尔干很早提出相对于个人时间的“社会时间”概念，后来人类学家M.Bloch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每种文化内至少存在两套时间观，一套是“仪式时间”（ritual time），另一套是“日常时间”（practical time），一般在高度阶序化的社会，仪式较多，人们会将较多的时间用在仪式沟通（ritual communication）上，这与日常时间观是不同的，（注：Maurice.Bloch,1977,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Man（N.S）,12（2）,p278-292.）所以，仪式塑造了社会文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周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又是一种政治仪式，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孙中山符号在纪念周“时间”中的建构。就制度时间的本质与运行而言，它是现代社会体制中最重要的时间分割体系，它控制着政府组织、机构、学校、团体与军队，对社会运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纪念周因其固定化、程式化而成为制度时间，孙中山符号正是透过纪念周这一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而嵌入民众的实际生活，并对社会文化建构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