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由研究黄埔建军而涉及“政党领军”问题的论著甚多，但从政治学、军制学，特别是从军政关系角度直接考察其创立、发展、特色作用者，数量不多且分歧甚大，亟需要发掘新的史料，进行深入探讨。 一、黄埔建军之路与“政党领军”模式的形成 自黄埔建军伊始，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在组建“党军”过程中创立了“以党领军”方式；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共展开武装斗争，坚持实践“党指挥枪”原则并运行至今。国共两党所共同实践的由政党对于武装力量的统帅方式，即“政党领军”模式，是解决20世纪中国政治、军制，及军政关系诸问题的最主要的模式。 从军政关系角度（Civil-military relations）考察，在“政党领军”模式之中，武装力量应该发挥其固有的，即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完成的职能的同时，还需要接受政党的领导与支配，完成由政党所赋予的、在特殊的社会形势之下所需要完成的军事与政治任务。 武装力量能够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参与、甚至控制社会政治，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时期，现代军人曾发挥过“武昌起义”那样的正面作用，却又在民国建立后势力膨胀，以至于出现“北洋军阀”。不过从总体上比较，“北洋军阀”式的中国军人政治现象为时不长，即被日益发展的政党政治所取代，出现了在20世纪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领军”模式。 “政党领军”模式在中国的创立，具有深厚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治主义传统，从晚清改革到民国初建，又借鉴现代西方军制，整合军政关系，在传统基础上确立了约束军人参政权的法制规则。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钦准《结社集会律》，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8月10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1913年袁世凯颁《大总统令》，1914年《治安警察条例》等等，这些法规都限制了现役陆海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军人的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 但清季与民初的政治革命、抗御外侮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军权参政的机遇，大批军人参加革命直接介入政治，打破了国家言论结社法规及军纪所规定的军人不干政法则。无论南方北方，都有新的军事长官出任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长官，成长为民国政局的支配势力。尤其是北洋军事势力派控制了国家政权，被称为“北洋军阀”，导致民国政治秩序，即国家军政关系严重失衡。 “军阀”语境，毫无疑问是否定与批判性的。“军阀”话语的出现，表明了社会舆论对于军人政治反感加深。军事势力派在推翻满清帝制，反对复辟、维护共和等革命运动中曾做出正面贡献。但民国建立之后，在需要规范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军人在非常的变革时期所获取得的参政正当性遭受质疑。人们对“军阀”的批判，说明了在当时社会政治与政党势力的迅猛发展形势下，需要正确认识军队的社会地位，更需要在现实的政治革命过程中，使其在约束之中发挥健康的社会政治作用，这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革命党人的南方根据地，军人走出了与北方不同的政治参与之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反军人不干政之说，不仅动员新军参加了反对帝制的革命运动，又在民国建立、南北对峙的形势之下，动员军人加入革命党，或努力以革命理念造就“革命军人”以组织新型革命军队。 国民党人首先在广州地区推进了军人的党化工作，规定军人一律要入党：“凡军官、军佐以至军士皆须一律入国民党，若非国民党，即不得列名军籍。”[1]（p.183）按“革命党人”政治标准练就的革命化、政治化之军人与军队。 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打破了晚清及民国时期所规定的限制军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的法规；这是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军人不干政及文官控制原则——不同的政治实践，并由此开创了前所未见的中国“政党领军”模式。 改造旧时军队一直是孙中山和南方党人长期关注的问题。戴季陶倡导过“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朱执信写过“兵的改造”、“军官的改业”等文章。孙中山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并饱经挫折，更深感建立一支本党所属军队的重要性，他曾总结说：“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2]（p.292）他强烈批判北洋系及南方军阀势力：“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p.471） 孙中山在建军过程中，比较充分地研究过西方各国的政治与军事理论，更直接借鉴了苏俄的建军模式。1923年10月蒋介石带领孙逸仙代表团访苏，表现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政策调整，以及策略运用的灵活态度。苏共方面也相应地修订了对华以及对待国民党人的政策，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无疑促成了双向的政治交流。蒋介石回国后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对苏俄不信任的报告，但对苏俄红军所实行的政治委员制度表示欣赏。孙中山接受蒋介石的考察报告，决定通过创办军校培训军事骨干，建立中国国民党所统率的新式军队，即“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4]（p.170）。 蒋介石多次在公开演说中谈到他归国后推行这一制度的由来：“我们要先弄明白这个党军的来由。……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要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这种方法去练我们的党军，现在我们的党军已经练成了，做到了。”[5]（pp.144～145）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校典礼，孙中山讲话强调了革命理论对于建军的指导作用：“军队之能不能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武器之精良不精良。”[6]（p.296）由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规定以三民主义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汪精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辞，对孙中山组建军校的目的与党军关系理论作了解释：“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7]（p.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