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先进性，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立于时代前列，引领社会前进方向的一种特质。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创建之后，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概念（注：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先进性建设”这一概念。见《光明日报》2005年1月15日。），但毋庸质疑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始终客观存在。以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问题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大会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述，不仅系统归纳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总结概括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途径，而且还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从而进一步解决了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如何实现并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历史性课题。 一、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党的七大是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举行，“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新的历史变化关头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败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亦已胜利在望”（注：《解放日报》1945年6月14日。）。围绕着战后中国往何处去等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几种基本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试图引导中国走上欧美式资本主义道路的中间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共产党要想在人民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比较鉴别中进一步取得拥护和支持，要想成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走上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就必须证明并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系统深化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制定和贯彻落实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逐渐确立、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全党思想路线的端正和理论素养的加强，也为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七大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首先体现为七大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早在七大之前，毛泽东思考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就已经涉及到党是否先进的标准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于1936年12月他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的比较中。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其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即“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3～184页。）。这里，他所谈到的“没有狭隘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以及“最有组织性”等内容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性，也是党进行自身先进性建设时需要时刻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只不过，这些标准还大多着眼于具体的方面。随着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逐步掌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这一论断明确把生产力要素与对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大小、好坏等价值判断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确立为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从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这一标准的提出，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党的先进性问题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为党的根本性质的集中体现，和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党的先进性体现于党为完成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之中。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民族抗战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党实现先进性的主要表现无疑是正确处理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战后中国能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局限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把目光投向更为本质的层面。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也是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因此，我们党只有把目光集中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推动上，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找准先进性所在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正确的检验标准。他曾经多次精辟地指出：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配合，相互援手，使中国沦于贫弱的悲惨境地。而“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2页。）。“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并非终极目标，而只是实现终极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经之途，或者说必要的手段，正是通过“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以及“发展现代工业”等方面的努力，我们党才能打破许久以来紧紧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社会制度的桎梏，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就在中共召开七大的同时，国民党也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期间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不顾时代大势，公然污蔑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注：荣尚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21页。），断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臆想把中国拖回到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治腐败、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文化盛行的落后状态中去。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两党却制定出完全相左，并由此把自身引向不同历史结局的路线方针。哪一个政党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哪一个政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哪一个政党具有别的政党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已是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