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犄角”和“宣传部”，（注：柳无忌编，柳亚子：“我们发起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屈武《在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南社发起八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当时人们把它（指南社）看作同盟会的宣传部。”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磨剑室文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等知识分子为领袖的文学革命社团南社，1909年在苏州正式成立，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如果迄止于1927年柳亚子被国民党右派政权赶出苏州吴江的黎里镇，南社基本上以江南区域社会作为活动的舞台。由此，一个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摆在辛亥革命研究者面前：在晚清—民国社会变革时代，以近代思想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扩散为职志的南社知识分子，与江南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历史的研究者在涉及到南社的作用发挥时，常常从南社留下的抽象文本出发，阐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种文本式演绎已经得出了诸如“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1]、“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开辟了道路”之类的结论；在所谓“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结论中，也暗含了辛亥社团的思想启蒙作用。 但是，翻开辛亥革命学术档案，我们发现，上述结论的获得显然与南社在民间社会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进而言之，对于知识分子世界（包括日常生活世界和思想观念世界），与社区普通民众思想变化的关联，语焉不详。事实上，只有背倚南社生活世界，再现其在民间社会中的田野图景，才能说明南社知识人与社会启蒙的确定关系；而一旦涉足于此，将会发现，原先据以结论的许多重要论据不能直接说明结论，而能够说明结论的材料却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对这些边缘材料的重视，同时也意味着处理这些材料的认识和方法的更新，其结果自然不会是许多现成结论的简单重复。 一 “南社”世界的内向呈现 与其他社团没有什么不同，共同的集体经历是造就南社的惟一途径，而造就文人共同体的过程，首先以知识分子真实的日常交往形态展现出来，南社自称为“雅集”。（注：“雅集”的具体情况，参见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3页，南社大事记）；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本文所谓的南社“雅集”，包括新南社的“聚餐会”。） 从形式上看，南社雅集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传统士大夫是一个极富想像力和浪漫气息的特殊阶层，这不仅仅表现在作品创作上，更直观地体现在生活方式上：荷塘月色，流觞曲水，对酒当歌……几乎成为描述他们的专门术语。南社雅集的地点都在江南（私家）园林，“天人合一”的园林布局天然地就是休闲的空间，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南社文人的生活形态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而这种形态，在中国社会里，通常被认为具有与生俱来的休闲娱乐性。 1909年虎丘雅集前一个星期，陈去病在《民吁报》发表了一则文辞婉约的《南社雅集小启》，柳亚子在会期前4天就赶到苏州，投宿于阊门外的惠中旅馆，恰巧名伶冯春航在苏州演戏，便天天喝醉老酒，前去捧场。11月13日正午以前，一行人雇了画舫，从阿黛桥出发，循七里山塘，一橹双桨，摇到虎丘。职员选举是在觥筹交错中进行的。19人开了两桌，菜肴是早就备好了的船菜，由船娘纤手调羹，风味独特。喝酒当中，便选出职员。 选举既毕，酒兴勃发，醉意之中，大家忽然说到了诗词问题，一阵激烈的争论由此引发。柳亚子后来回忆道：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这就惹恼了庞檗子和蔡哲夫。庞是词学专家，南宋的正统派，蔡哲夫也搅在里头与我争论起来。当时，助我张目的只有朱梁任，可我们两人口吃，期期艾艾，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2]（p14） 在南社雅集中，多少人，有过多少次的烂醉如泥，恐怕谁也记不清了；半醉半醒之间，文人意气勃发，口角相加，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光体之争”只是牛刀初试，1912年的第7次雅集，闹得简直不可开交了。会上，柳亚子提议修改条例，把编辑员由三人制改为一人制，并毛遂自荐，理由很简单：“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出相当的人来担任的了。”表达虽说率直，但大家很有些想法，只能投票解决了，结果反对票多，赞成票少。这已经让柳亚子很失望了，高天梅又把一年前柳亚子的一句酒后谑言甩了出来：“究竟谁是得道多助呢？”这还不算，又讥刺道：“今天到会的社友，知识程度很高，自然黑白分明，不会受人家的利用了。”柳亚子后来回忆道：那天“晚上……雅园聚餐，喝了许多闷酒，天梅还在冷言冷语，自鸣得意，自然更使我觉难堪。还到朱少屏家里，一夜睡不着，决定明天登报声明永远脱离南社。我的脾气，是说得到做得到的”；等到见了报，大家觉得事情给弄糟了，高天梅叫人前来疏通，但柳亚子“给他们一百个不理”[2]（p51～52）。 1915年时的南社，因为不断的“内讧”，已经很不景气，而时局又变得愈来愈坏，柳亚子愁苦万状。是年中秋之夜，他与里中友人顾悼秋发起酒社，踏灯秋禊桥畔，泛月金镜湖头，长歌当哭，借酒浇愁，柳亚子不善酒，却“天天狂歌痛饮，喝醉了便在堆满瓦砾的空场上乱跳乱滚”。[2]（p75）自此，每届中秋，必集酒会，凡6年。中秋佳日，丹桂飘香，清风嘉月里社，不闻尘事喧嚣，但求心灵慰藉。黎里是脆弱书生的精神家园！继酒社之后，1916年夏有“销夏社”之结，1917年冬有“销寒社”之会。块垒郁结于心，何得逸豫自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