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60提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类 别 佃农增减 自耕农增减 半自耕农增减 年 代 1931—1936 1931—1937 1931—1936 1931—1937 1931—1936 1931—1937 资料来源 湖+3 -6+3 （1） 南+3 -3 -6 -1 +3 +4（2） 湖+1 +3-4 （1） 北+1 -4 +3 +9 -4 -5（2） 江-6 +3+3 （1） 地 西-6 -8 +3 +3 +3 +5（2） 安-3 +1+2 （1） 区 徽-3 -8 +1 +6 +2 +2（2） 江-4 +5-1 （1） 苏+8 +12-11 -17 +3 +5（2） 浙-1 -1+2 （1） 江-1 -3 -1 +4 +2 -1（2） 平 均 -1.67 +0.83 +1.28 （1） +0.33-2.33 -1.83+0.67 +0.5 +1.67（2）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0.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0.33％和0.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0.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户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0.17亩。（注：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注：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注：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注：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贷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户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注：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0.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