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大革命的成与败都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在学界，很多学者都承认这一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因过高估计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性而过分信任国民党。但共产国际为何要过高估计国民党从而信任国民党？这种对国民党的盲目信任导致了共产国际哪些政策上的失误呢？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说还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共产国际信任国民党的原因分析 共产国际过高估计国民党从而盲目信任国民党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列宁对国民党评价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有着比中国共产党更长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前，国民党就成为苏俄革命者关注的一个政治团体，尤其是这个团体的领袖孙中山，更是为世人所瞩目。早在1912年7月，列宁身居异国，当他看到布鲁塞尔出版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刊载的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时，就以极大的兴趣研读了这篇文章，并且撰写了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尽管列宁这篇文章对孙中山的理论提出了直接批评，但同时给予孙中山本人、孙中山的理论和他所代表的阶级以高度赞扬。 列宁认为，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的论文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潮”，“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是“代表着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1]（p423—428） 这里之所以较多地引用列宁这篇文章中的话，是因为列宁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对后来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有着重大影响，它实际上为共产国际和苏俄认识国民党定下了基调。1927年1月，共产国际书记拉狄克这样写到：“1912年7月15日他（指列宁）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直到今天还以其分析的精辟令人惊叹。这篇文章成为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基本政策。”[2]（p262）（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 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是不是列宁所论述的那样，已有历史下了定论。问题是国民党本身是变化着的，他的领导者的变化更大，共产国际把列宁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的评价，看成是对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国民党的评价，并把这种评价一直当成“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基本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列宁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评价，成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过高估计国民党从而信任国民党的根源。 当然，影响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态度的不仅仅只有1912年的这篇文章，在这之后，列宁还写了《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并一直关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孙中山有了书信联系，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态度使列宁更加信任孙中山，并一直在谋求与孙中山建立某种直接的联系。当共产国际二大确立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政策后，在中国，共产国际可以与之结成“临时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又是谁呢？有学者断言：“关于这个问题，在列宁的心目中早已有了答案的轮廓。”[3]（p17—18）后来，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中国，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列宁对国民党信任的影响贯穿整个国共合作的始终。 第二，受共产国际要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影响。 共产国际之所以过高地估计国民党、信任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在当时要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全世界各国反动派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下，结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联盟，他们要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消灭东西方革命运动。为了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世界范围寻找同盟军。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看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已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这一重大问题紧密联系了起来。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这个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4]（p137，139）。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路。共产国际二大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5]（p144）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5]（p145）“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5]（p143）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开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寻找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由于中国与苏联间的地缘关系，中国必然成为共产国际工作的重点，被列宁信任的孙中山国民党自然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