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理论中（注：尽管现代化理论已经受到诸多的质疑和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对我们深化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不揣浅陋，继续运用这一理论来探讨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后发展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认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也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并可以通过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民国时期出现的“第三条道路”思潮（注：国内学术界对于历史上“第三条道路”的研究，大多是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间路线”的批判，近几年才出现一些新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汝伦的《第三条道路》（《读书》1994年第4期），高力克的《五四时期研究系的第三条道路》（《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5期）等。），可以看作是后发展效应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对“第三条道路”产生、发展及其基本主张的分析，可以看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 一、后发展效应与“第三条道路”的产生 后发展效应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条件以及由此条件产生的效应问题，后发效应是指在早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在追赶时所产生的特殊效应。这种效应具有两重性：一是给后发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即后发优势；一是给后发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后发劣势。从后发优势讲，首先，后发国家可以借鉴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减少探索的时间，避免早发国家曾走过的弯路。其次，后发国家可以学习早发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现代化的发展。再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把早发国家数百年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从而可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从后发劣势讲，首先，世界秩序的不平等给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形成外部阻力，早发国家由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会将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强加给后发国家。由于在资金和技术上对早发现代化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就使得后发国家缺乏自主性。其次，现代化的同步效应也增加了后发国家的各种竞争压力，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讲，都缺乏回旋的余地。再次，后发国家在发展中的急性病容易导致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或失误，为了实现赶超，后发国家往往忽视国情特色，忽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采取“全盘解决”的办法，经常造成现代化的断裂[1]（P201-208）。 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就反应了中国人民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想极力利用后发优势而避免后发劣势的美好幻想。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开始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形式的现代化对中国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种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还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都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和中国文化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就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最大期望。既然要赶超，那么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必然会“取法乎上”，学习其最先进的东西，在短时间内超越西方（注：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就认为：“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日本变政考·跋》，《进呈日本变政考序》）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也对赶超西方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另一方面，他们一面赞叹资本主义给西方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和武力上的强大，同时也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充满了忧虑。所以，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忠实的追随者，更多的知识分子想在迅速赶超西方的同时，极力避免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产生的。 “第三条道路”的产生，也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直到1915年，要求全心全意的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才形成一股势力，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但好景不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给了当时的中国人当头一棒。使得在一战刚刚结束时高喊“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改变立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起破产了”[2]（P1359-1360）。 “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它使得中国知识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成为人们的希望所在。其中最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不仅是那些以俄为师的激进知识分子抛弃了资本主义，许多一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也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向往。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是一个典型。张东荪就认为：“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屈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3]。而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