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色列著名政治学家伯纳德·萨瑟的观点，政治心理学研究起码应包括五个层面的内容，即：集体的政治知识的形成与增长；心理需求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决策的心理层面；大众心理与选举结果；对伟大政治人物之思想与行为的心理分析。[1]（P347～348）本文即拟以反映一个政党成员之心理需求的意识形态为主要线索，探讨一下中共历史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原因。 一 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大致同意美国学者约瑟夫·罗西克的解释，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集团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表明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这种理论从理想的角度接近事实，证明其分析的正确”。[2]这个定义点明了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一为理想性，即所谓“理想角度”；其二为现实性，即所谓“接近事实”。一种意识形态必须给人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包罗万象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所确立的目标便是该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在通过刚性维度确保合法性的基础上，一种意识形态还必须兼顾自己的动员能力，这种直接决定支持率升降的动员能力，便构成了该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从理论上讲，在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其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应该是谐调一致的。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社会成员（即意识形态的动员对象）的心理需求颇为复杂，这便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事实上经常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如果揆诸中国现代历史，便会发现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对这种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一个绝好注脚。 首先，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出现，应该说极大地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事实上，在清朝末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便已受到挑战。在进化论的比照之下，“一言一事，辄引数千年之古人为印证”的旧有做法已被视为“播毒种于后人”。[3]（P252～253）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使儒学的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旧有的儒学受到质疑，而新生的理论尚未成形，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处于一种价值目标相当匮乏的境况。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将这种社会状况形容为“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的“人心枯窘”之时代。[4]（P88～89）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乏统一恒定的价值目标，自然可以给予该社会的成员以自我选择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会使多数成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人毕竟还是一种价值的动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价值目标的缺位，一种乱象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譬如，1927年底，一个在北方军队中混迹多年的中国将军在日记中感叹道： “……从前长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还有多数人怕官，或说是法律，现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讲，法律是没有，那么无锁链锁着，无钉子钉着的如一团集沙然之军队，究以何物维系之？凭饷？有缺时；凭法？恐怕到某时间用不上；凭升官？是民国以来与迷信一样，已打破了；凭所谓党？则现在已看见那种松样啦。”[5]（P353～354） 这个中国将军虽然针对的是他在军队中的遭遇，却也道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实情。民国初年，以儒学为核心的旧价值受到质疑，而以西学为底蕴的新价值尚未确立，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因价值目标缺位而导致的彷徨状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适时传播，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个价值真空，满足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 从表面上看，中共成立伊始所宣示的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在第一个纲领中，它即明确公布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在政治上“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在经济上“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6]（P126）以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看，这个目标多少有些超前。然而，这个纲领的目标却是明确而清晰的。换言之，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最初揭橥的理想目标基本上满足了意识形态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清晰的理论”。[7]不仅如此，这个理想还契合了近代中国人的两种心理需求。其一，由于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思想界已基本认可了“师夷”的必要性，而为了最后“制夷”，从理论上讲，必须学习“夷”的最新思想，而社会主义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最新”的需求。其二，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以实用理性为底蕴的，即使中国思想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病，但并不能完全摆脱实用理性的影响，因此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是基于实用理性的世俗目标，而社会主义也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世俗”的需求。 总之，不管后来中共的政略作何调整，但在1949年之前，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一直是其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这一清晰而彻底的理想目标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且，作为“五四”时期的后起之秀，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即能在民国政坛上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其意识形态中这种立场鲜明、理论一致的刚性维度。1928年，一个下野的北洋派政客曾在日记中写下的对国共政略的观感，颇能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之刚性维度的影响，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