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底到1955年，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 规模之大、参加的名家之多、批判的范围之广，均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学术界对这场运 动的研究成果虽已不少，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具体研究还有待加强。 本文试在检视史学界批判的基础上，初步探讨这场运动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回顾 到1955年为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第一阶段。从“问题与主义”之争起，早期马克 思主义思想家及其后的共产党理论家就开始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对胡适思 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即在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大都能客观地肯定其思 想中的有益因素和积极方面。(注：如翟秋白认为：实验主义在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 ，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见翟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 期，1924年8月；胡绳也认为：“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在 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找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在杜威、詹姆士的手里 它除了是哲学和科学的堕落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二者之间多少是有点不同的”。见胡 绳：《胡适论》，《新学识》，1937年3月。)建国前夕到1954年底为第二阶段。在1949 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吴玉章、何干之等发表纪念文章，连带对胡适有所批 判。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事实上开始了 公开批评胡适的新时期”。[1](P402)1950年下半年，正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 习的胡思杜(胡适次子)写了一份思想反省材料，内容中有对胡适的批判。后来，其中的 一部分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在1950年9月1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并 被其他一些报刊转载。此后，国内对胡适的批判文章有所增多。这一时期的批判仅限于 北京、上海的一些高校和文化学术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规模不大。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第三阶段。1954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以“两个 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契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 模批判运动。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 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提出批评。10月16日，毛泽东就这篇文章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 部、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 “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2](P352)此信传达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针对俞平伯《红 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10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批判方向，锋芒开始从俞平伯转向 胡适。10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24日作协古典文学部所召开的批判胡适派《红楼 梦》研究方法讨论会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他在报告中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 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人，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 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的影响。毛泽东当天就将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 一照办。[3](P294) 为了对批判做周密部署，中宣部特地草拟了一个计划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不太满 意，于12月1日晚找周扬谈话。次日，中科院院务会议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 ，讨论通过了周扬根据毛泽东意见加以修改的关于批判计划的报告，决定联合召开批判 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推举郭沫若等9人组成“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将批 判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 国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 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等9个方面。毛泽东看了周扬的报告，第二天就批示 “照此办理”。[3](P297)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演讲工作的通知》；3月又发出《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宣传唯物主义 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4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展开对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号召深入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批判。在中共中央的 部署和不断推动下，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史学界的批判 在史学界，当时几乎所有的知名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都参加了批判运动。中科院、天 津市史学界、北大历史系等单位还专门举行了批判会。根据批判运动的总体分工，史学 界主要批判胡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胡适历史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胡适历史观的出发点及其思想基础。不少批判者指出，胡适是站在买办资产阶 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的，因此，其历史观必然是反动的。实验主义是其历史观的思想 基础，而实验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规律性，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资产阶 级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反科学的。“过去有人以为胡适是‘超阶级’的书生 ，他没有什么立场……实际上胡适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是公开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发 言”。这一立场决定了他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不仅是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 恶的敌人，也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因此，“胡 适把诽谤祖国当作献媚于帝国主义的工作之一”。[4](P179) 第二，多元历史观。人们的基本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思想学说等意识形态对历 史的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它要受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胡适的多元历史观本质上 是历史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有批判者说：“胡适以多元主义来掩盖他的历史 唯心论和反对历史唯物论……而主张思想意识是决定的甚至唯一的原因。”认为胡适在 《科学与人生观·序》的附注中“玩了两个花招，首先把历史唯物论歪曲成为‘经济史 观’(即经济主义)，再把历史唯物论曲解成为多元主义而加以‘容纳’。这就是胡适反 对历史唯物论的迂回战术”。[5](P282-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