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三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孙中山是民初开国一代领袖中与美国渊源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家,无论是他的革命思 想或建国理念,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经验密切关联。即便是他晚年的政治转向,也是他 对美国某种程度上的失望、失落情绪的反映。自广州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积极拓展联 美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美国政府施予援手、主持公道,然而从威尔逊、哈定到柯立 芝这三位前后主政的美国总统,却对他不予理睬,甚至鄙视,始终未能叩开美国的外交 大门。在一连串的对美交涉不受重视,备遭冷遇,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之后, 孙中山不得不采行了联俄政策。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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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哈定政府的一段过节

      1920年11月,中美双方都有了政治上的变化。在南方,由于陈炯明部粤军由闽回粤打 垮桂系操纵之军政府的成功,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继续其护法事业,并主张改组军政府 为正式政府,以加强对外交涉上的地位。这一计划于五个月后实现了,正式政府于1921 年5月5日成立,孙中山为国会非常会议选任为非常大总统。在美国方面,总统选举的结 果,共和党的哈定(Warren G.Harding,1865~1923)当选,并于1921年3月4日就职,是 为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威尔逊的时代宣告结束。哈定总统任命许士(Charles Evans

      Hughes)为国务卿,美国人民所习称的哈定—许士时代遂告开始(注:李云汉:《中山先 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孙中山对于哈定总统的新政府抱有极大的期望,一开始即表现出真诚的善意。孙中山 当时对外国的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在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力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给北京军阀政府以各种 支持;

      (二)他看到当时对中国最大的祸害是把二十一条和军事密约强加给中国、妄图独霸中 国的日本,指望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取消这些条约,挫败日本的阴谋。

      孙中山在不同场合,一再肯定海约翰(John M.Hay,1838~1905)的门户开放照会“能 够防止瓜分中国”,表示“中国南部人民,会力争美人所主张之开放门户主义”。正是 出于这种利用列强矛盾的目的,他希望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日本持强硬态度,并对中 国革命给予某种同情(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 年,第96、96~97页。)。可是,美国人回报给孙中山的,却是一连串的冷漠、嘲讽与 打击。

      首先,第一件不友好的行动,是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Crane)于1921年2 月28日写给孙中山一封粗鲁无礼的信。他说孙逸仙的属员们都认为孙是个不切实际的理 想家,其计划“不切实际而且夸张”。更恶劣的是,他说不少人认为孙中山是个“不慎 重的冒险家,与日本及安福系私通,为个人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注:李云汉:《 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 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第二件不友好的行动是,哈定总统于3月4日就职时,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Ma Soo) 曾致电祝贺,并转达中山先生“此后共和美国与共和中国彼此间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 希望。可是这通贺电受到了歧视,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马慕瑞(John V.A.MacMurry) 吩咐说,这通贺电不必答谢。当马素要求去访晤哈定总统的秘书克里斯亭(George

      B.Christian)时,也遭到马慕瑞的阻止。马慕瑞指示克里斯亭说:不要接见这位马素先 生,因为他自称是孙逸仙的代表,而孙自称为中国总统反对北京政府,但北京政府却是 唯一获有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 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 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第三件不友好的行动是,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他发表对外宣言, 要求各友邦,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孙中山还特地给哈定总统写了 一封信,让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连同宣言于6月16日亲自带到美国国务院去面交(注:韦 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111页。)。可惜国务院没有将信转达给哈定总统,也没有做任何有利的及善意的反应 。

      从以上几件美国政府与外交人员处理问题的轻率态度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形势没有正确 估计,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也觉察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正迅速增长,但他们并 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而孙中山正像当年领导辛亥革命一样,在组 织和准备这场革命。遗憾的是,美国政府仍然把他看做是“狂妄自大的麻烦制造者”和 妨碍中国统一安定的主要因素。如同辛亥革命时期一样,美国政府依然对孙中山及其领 导的政府采取一种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6、96~97页。)。

      1921年8月,美国邀请北京参加华盛顿会议。“是否邀请广州军政府参加”的问题,随 即引起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的讨论,其中厦门领事、广州总领事、代理公使卢多克(

      Albert B.Ruddock)等均向国务院报告,或称赞广州政府,或对北方颇有微词,他们虽 未明白表示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但已使国务院逐渐重视孙逸仙。国务院希望南方能推 派代表,与北方共组成一个代表团,做为愿意“中国统一”的表示(注:王纲领:《欧 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15~217、217页。)。孙中山认 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发言机会,决定全力争取。他曾于9月16日写了一份非常郑重的文件 ,由外交秘书陈友仁携往华盛顿,要求亲自送交哈定总统。9月20日,陈友仁在请求晋 见哈定未能如愿下,写信给许士国务卿,请求将一封密函亲自转交给哈定。在这份长达 十页的密函中,孙中山指出,承认广州政府是维护远东和平的关键,北京政府不配做为 一个国家的政府;它采取亲日政策,施政表现全然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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