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国外交家的研究近来已逐渐为史学界所关注(注：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序言第13页。)。而他们作为一个外交家群体， 也引起当时社会舆论的注意，时人称其为“外交系”(注：《国内电话》，《大公报》1 922年7月19日。)。但“外交系”一词当时多少带有一些“贬义”的色彩。如北京国会 国民党籍众议员田桐就这样评价他心目中的“外交系”：“数年以来，国人认熟解洋语 ，善着洋服，惯食洋餐之人，为外交系。如陆征祥、颜惠庆、顾维钧诸人，皆其选也。 ”(注：《顾就任外长之沪讯》，《大公报》1923年7月29日。)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 》也对“外交系”大加鞭挞，指责其为吴佩孚的走狗，只会为军阀筹饷，献媚外人，乃 至成为中国“最可怕的恶势力之一”(注：维英：《死不觉悟的外交系》，《向导》第2 卷第53期。)。而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蔡元培等人则对“外交系”持一种较为中立的 看法(注：《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页。)。因此，有关北洋外交家 群体的评价，自其参与北京政权始，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以 后，王正廷、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先后回国，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并在北京政府中多 次担任要职，而且一度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外交官参与国内政治活动 ，自有其尴尬之处，因此，关于其自身的角色认同，和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认识就出现了 前后相异的局面。 一、爱国者还是叛国者? 1920年春王正廷、陆征祥等人自欧洲返国，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国 内知识分子纷纷著文称赞王正廷的丰功伟绩。叶楚伧在《欢迎王正廷博士》一文中写到 ：“我国欧洲议和专使王正廷博士，昨天于万众欢迎声中，到了上海，从王正廷博士列 席欧会后，国内的人民，每天向往着，祝他的健康，并祝中国依据公理所提出各条的胜 利。”(注：周剑云：《王正廷博士演讲集》，新民图书馆1920年版，第1页。)在国人 的眼中王正廷已经成了民族的英雄，国家的救星。但同样是王正廷，两年以后，在办理 鲁案善后交涉时，却成了社会舆论中的“民族的罪人”、“卖国贼”。短短的两年里王 正廷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缘由很让人深思，又令人 困惑不已。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呢?是王正廷办理鲁案善后交涉不力，确有卖国 嫌疑，还是国民对鲁案善后关注太切，乃至神经过敏所致，还是别有因由。早在1922年 10月中旬，时在山东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胡适，就注意到“山东人对于王正廷已渐渐 的由监督的态度变到仇视的态度上去了”。胡适随后在11月5日的《努力周报》第27期 上发表社论为王正廷鸣不平：“我们当这个时期，不能不对山东人士贡献一次忠告：山 东人监督王正廷，是应该的，山东人在这个时候仇视王正廷，是应该慎重的，到的这个 时候，鲁案督办公署已渐渐的成了一个专门的技术机关了。接受之期已近，即使山东人 此时能把王正廷攻倒，试问赶走王正廷之后的第二步又该是什么?”(注：胡适：《这一 周》，《努力周报》第27期，1922年11月5日。) 胡适这篇为王正廷“伸冤”的社论发表不久，就遭到了署名“新猛”先生的攻击，新 猛在11月12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题为《胡适之与王正廷》的文章，讥诮胡适“未吃 得羊肉，反惹一身疝气，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适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 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了”。然而王正廷办理鲁案善后交涉的功过是非， 并非如“新猛”所言，也不像一般山东人士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山东人士对王 正廷的谴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舆论的“误解”。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听听当事人的 心声。当时，山东教育界的一位领袖写信给胡适说：“王正廷问题，山东人的态度不甚 对，诚如先生所言，现时亦无好法转变一般人心理”，胡适对这无法转变的“一般人的 心理”非常恼人，他愤愤地说道：“正因为舆论界的人都怕怀疑，都要避免‘为王正廷 辩护的嫌疑’，我是不怕怀疑的，只可惜我们说话太晚了。”(注：胡适：《这一周》 ，《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随后《申报》记者采访北大校长蔡元培， 询问其对王正廷办理鲁案善后交涉的意见，蔡元培表示“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尚算不 错”，并认为“山东人似有过甚之处”。而王正廷则认为民众如果不保持清醒的理智， “不就事实立言”，就会“破坏国家之外交”(注：《王正廷通电》，《顺天时报》192 2年7月23日。)。事实上，无论是蔡元培、胡适、王正廷，还是那位山东教育界的领袖 ，当他们面对这种偏激的社会舆论时，都是无可奈何的，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发发牢 骚而已。当时的社会情形是“谁越激进，谁越能代表正义”(注：胡适：《这一周》， 《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追根寻源，这种社会情绪的产生，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巴黎和会与华 盛顿会议的结果，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同时，也更加看清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此后 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一致要求。1922年6月15日，中共 第一次提出对时局的主张，就要求：“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清偿铁路 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注：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 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注：广东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4页。)。3 月14日日本断然拒绝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要求，激起了声势浩大的 抵制日货运动。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下，社会已经不容许有“超然派”的存在。难怪 胡适慨叹道：“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注：胡适：《这一 周》，《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多年以后，民国外交元老颜惠庆回 忆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道：“其时，公众舆论极其关注山东问题，即使是小有不 慎，轻言妄动，便会立刻招来猛烈严厉的攻击。”(注：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4页。)而王正廷所办理的鲁案善后问题，其交涉的对象恰 恰又是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日本，另一方面国人对其又抱以很高的期望：“华盛顿会 议上已丧失了权利的，我们不希望王正廷争回，华盛顿条约里不曾丧失的，我们希望他 不再丧失”(注：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27期，1922年11月5日。)。但诚 如顾维钧所言，两国谈判，关键就在于双方学会“让步”，而公众舆论，“总是以百分 之百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 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7页。)。考虑到此种情形，民众骂王正廷为 “卖国贼”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