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年间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共政治和中国当代政治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因 为它体现了所谓具有不断革命倾向的毛泽东主义获得了对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的强有力 控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起源。如欲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策演变过程作出 准确而精当的描述与阐释，则必须对大跃进这一政治历史的分水岭给予足够的关注：此 前，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重建秩序和巩固政治统治；他们依靠正在形成 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等级官僚体系，积极而审慎的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此后 ，党取得了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过分乐观的预期导致了中共一系列非理性的决策，革 命战争年代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机制作为已得到历史检验的正确工具被引入现代化进程， 革命与建设似乎在大跃进中得到了统一。然而，这一当代“普罗米修斯式的尝试”在现 实的饥谨、混乱、经济衰退和加剧的社会冲突等事与愿违的后果面前一败涂地。然而， 随之而来的调整和恢复政策并没有使中国回复到1957年前的状态。这场乌托邦式的噩梦 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了许多思想的、体制的、机构的冲击，为中共高层的政策 分歧和权力斗争埋下了萧墙之祸患。 如果作一粗线条的勾勒，则大跃进可视为苏联模式向文革模式的过渡与转换，当然这 是从事后的客观后果作出的评介；事实上，在大跃进之时，文革并未进入毛泽东及其他 激进领导人的目标系统。但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尤其是党在大跃进期间的 态度和行为表明，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已渐露端倪。大跃进标志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 中共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成型。党在此期间的活动特征，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面 对特定时期和特定问题的创新性；既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性，又有对苏联党的借鉴与回应 。笔者试图分析中共政治在大跃进中的变迁以及此后党的体制和政策演变背后的某些深 层原因。 一、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最终成型 在革命年代，由于战时需要，党必须对军队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以保持党对革命的领 导权，经过长时间的战时环境及革命胜利，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 而成为一种传统。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中，党尤其是首脑机构居于权 力安排的核心地位。为了实现党对建设的领导权，它必须保持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地位 ，这其实不过是“党指挥枪”原则在建设时期的版本。政府系统，从国务院各部委一直 到基层的行政单位与企业组织都仅仅是相应级别党组织的附属物和执行机构，工青妇等 群众团体作为准政府组织仅仅是党的边缘力量和后备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民主党派更谈不上对国家大事和政策取向施加实质性影响。总之，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 (Leninist Party state)(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是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描述中 国政治框架特征的一个概念，意指党在国家政权构架中居于核心的不容质疑的权力与权 威地位，政府、军队或其他社会团体和阶层不允许对党的领导发起挑战。参见邹谠“政 治变迁与改革”，载于《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的结构 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行为主体只能是党。 但在建国后，中国并非没有机会创建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现代制度化与程序化政权体 系。1953～1957年模仿苏联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客观上导致了政府行政 权力的扩展，特别是那些负责现代化工业经济规划和管理的中央部委，由于对信息、技 术的支配权及对资源调拨和分配的垄断权，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管理的官僚技术化取向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党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尽管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政 府仍要听从于党，但专业化、知识化以及体现了技术分工的行政官僚结构所制定的具有 复杂技术含量的政策方案，党的决策者很难通过常规程序和提出更理性化的理由予以否 决。因为党内权力主要积聚于长期农民战争中非技术化取向的政工干部身上，他们对现 代管理方式的知识，尤其是对现代工业经济事务方面的发言权显然无法与政府部门内的 技术专家们相抗衡。如果情势继续向这个方向发展，则中国在建国之初就可以奠定用现 代技术手段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基础，并最终会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现代国家制度，在 其中，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会沿着协调均衡的路径向着现代演进。 但这种状况引起了已经习惯于革命时代行为方式的党的最高层的忧虑与警觉。毛泽东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抱怨政治局无权参与一五计划的设计， 批评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搞消息封锁和强迫签字，提出要把权力集中于 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这导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表示 以后在经济工作上要及时的系统的向中央请示报告。[1](P650～651)从这个角度讲，大 跃进标志着由重视技术专家向放手发动群众的转变，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更多 权力的将是党内那些善于做群众动员和组织工作的机构，政府部门的权威被削弱了，而 且由于提倡地方经济自给自足与企业管理权限的下放，相当的中央部委面临形同虚设和 撤并处理的命运。总之，“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内，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邓小平负 责)领导的各类机构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国务院及其总理的职权将 相应削弱。”[2](P325)技术官僚从政权体系中退出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即党对知 识技术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和蔑视，对知识分子进行压制和改造，在文化领域进行一场深 刻革命的可能性在此已渐露端倪。 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形成，使我们将分析中国政治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共政治上。中共 政治模式在大跃进中全面成型，此后的发展，如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模式的极端化 ，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则是对此模式的修补和纠正。(注：前者是本文分析的 重心；后者参见邹谠“政治变迁与改革”，作者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是发生 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大框架之内，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家们(rebo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