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求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 课题的艰辛探索中，党内逐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义观。一个是正确或比较正 确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这就是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 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中国社会主义观，即党在探索中产生的一 系列“左”倾错误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两个中国社会主义观之间存在着曲 折、复杂、深刻的思想冲突。总的局势是，愈到后来，“左”倾中国社会主义观愈占压 倒优势，并随着实践和思想的不断积累，跃升为以“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新世 界”为理想目标，以“阶级斗争”、“大跃进”、“穷过渡”为基本路径的“左”倾认 知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形成完整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 ，逐渐占了上风”[1](P115)。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回答：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 的冲突中，为什么“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占上风?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 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P512)只要仔细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从戎马倥偬走 向执政的历史轨迹和历史环境，就不难得出答案：“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党 内逐渐占上风，具有一定的主观必然性和客观必然性。 一、“左”倾占上风的主观原因 “左”倾占上风的本质，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而向“左”转。其主观原因，只能到党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思想原则、思想作风中去寻找。 (一)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不深不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工人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武装起来的党。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 大的西欧，而党诞生于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弱小而小资产阶级数量巨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中国，长期处在封建传统文化和小生产思想的重重包围之中；由于党为夺取政权而一直 从事着激烈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从而使党在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面对迅 速产生的新中国，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时候，显 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不深不牢。 一是辩证唯物论的根底不深不牢。虽然党和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曾经有过许多正确的 论述，但是，历史的轨迹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在党 内扎根不深不牢，以致“大跃进”年代，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 到，就怕想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等主观唯心主义之风猖獗袭来的时候，党不仅没有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遏制，反而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积极性”而在党报党刊上连篇累牍地加以鼓吹和纵容；甚至毛泽东为肯定“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一唯心主义口号，还与李达发生了激烈的争辩[3](P137)。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浮夸风会在党内滋长、蔓延，愈刮愈烈。 二是历史唯物论的根底不深不牢。对于发展生产力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根本性重 大问题，党和毛泽东曾经有过清醒的认识和论述。但是，全党、尤其是党的决策层却未 能深刻而牢固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 力”，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历史唯物论原理[4](P8)，以致 后来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淡忘和抛弃了自己那些原本正确的观点，妄图以“长官意志 ”改变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脱离生产力水平搞“穷过渡”，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此，党内认识清醒而及时的人不多，明确抵制的人鲜见。 三是唯物辩证法的根底不深不牢。虽然曾经有过《实践论》、《矛盾论》等辉煌著作 ，但是历史嗟叹的是，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却严重偏离和违背了光辉著作中不少原本 正确的唯物辩证观点，把“两分法”绝对化，把“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凝固化 ；在与统一性相分裂的唯斗争论和“一刀切”等形而上学观点猖獗施虐的时候，党未能 及时加以辨别和抵制。 由于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根底不深不牢，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后未能做到一以贯之，反而在较长时间内被幻想型的“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错误思想路线所替代。1966年之后，就几乎不在提实 事求是了。这就为“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膨胀和施虐，埋下了祸根。 四是科学社会主义根底不深不牢。历史曾经目睹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耀眼光辉，肯定 了它所指明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但是，由于党对 马克思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能够容 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 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P83)这一理论未能彻底 领会和准确把握；由于党对《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 征——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未能自觉解读并确立为价值目标；由于党在民主革 命胜利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亟待解决的基本 理论问题缺乏深入而冷静的科学研究，以致在执政不久，就轻率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理 论关于革命胜利后要继续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科学构 想，不适当地批判和否定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先机 械化，后合作化”等观点，选择了依靠政权力量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从而揠苗助长地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严重忽 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历史差距，忽视中国 社会主义发育和成长的先天不足，轻率地改变了八大所确定的正确道路，陷入“以阶级 斗争为纲”、“大跃进”、穷过渡的历史旋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