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胚芽

——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八大前后的百花齐放

作 者:
王东 

作者简介: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八大前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开始了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 索。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带头提出了六个新论点,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及其它重要 谈话中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三论,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发展新时期论、苏联模式三大弊端 论等七个闪光论点,陈云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富于创新意义的三个新论点,邓小 平深入系统地论及了政治改革、扩大民主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头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胚芽。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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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开始了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历程。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做了百花齐放 、各具特色的最初探索。从思想理论上看,这次探索形成的一系列观点是邓小平理论的 思想源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胚芽。

      一、毛泽东的六个新论点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构想和历史起点。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 》等一系列讲话、谈话中,带头提出了六个新论点,初步解决了如何突破苏联僵化模式 束缚、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根本问题。

      (一)突破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1956年3月17日,在听取邓小平关于苏 共二十大的情况汇报和讨论我党对策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不 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P6 —7)在同年4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具体发挥了上述思想:“……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 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 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 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 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 。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P9—10)为了达到上述思想 主旨,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当年毛泽东的提法是“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思想和历史上的血缘联系,又有微妙差异。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论。毛泽东在1956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提出,为了找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指出,这种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简单过程,“最重要的是要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 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1](P9)

      (三)十大关系论。为找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找出中国社 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谓十大关系就是十个特殊矛盾。这是毛泽东《论 十大关系》的思想主旨,也是这次探索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集中反映了这次探索 “有重大突破而又未能根本突破”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把《论十大关系》看成探索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尝试、最初起点,认为由此而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 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 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 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2](P236)。

      (四)中国新经济政策论。八大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后,毛泽东1956年12月三 次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列宁的新经济 政策,提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我国 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 。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 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 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 搞”[3](P170)。薄一波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毛主席的三次谈话,我觉得贯穿了一 个基本精神,就是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4](P433)

      (五)经济建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题论。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理所当然要把阶级斗争和 敌我矛盾作为时代主题和工作重点来抓。继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八大再次要求把工作重 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本人积极主张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论题。在七届 七中全会首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主题和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 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 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 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起草政治报告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意味深长的“经济—文化”建设一体化的工作 重心论:“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 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5](P47—4 8)正是在这种历史和思想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报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和平建设时期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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